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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艺研讨则是挖潜小说家这种个性化风格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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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艺研讨则是挖潜小说家这种个性化风格的历

尽管已成为一种“显性”文学潮流,但如何界定青春文学,学界还是有一定争议的。有人从写作主体的年龄角度,将“80后”“ 90后”一代的写作笼统地称为青春文学,但有些“80后”“ 90后”作者所写的并不指涉青春主题,有些青春指向的写作又并非由“80后” “ 90后”一代写成。也有人用相对传统的少年文学概念,不管写作主体是青少年还是成人,只要关涉青春生活就是少年文学{1},但它遮蔽了青春文学近年来形成潮流的根本原因是其独特的生产机制――青少年惊人的阅读消费能量“倒逼”着主流社会对之进行关注――这一事实。命名一个事物就是承认和强化了它的存在,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如此多的观照青少年生活的文学作品,但只有青少年读者市场足够强大的新世纪才出现了青春文学的命名,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所以,笔者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对青春文学的界定应该由写作主体转向阅读主体的看法{2}。 中国论文网 当将青春文学的界定由写作主体转向阅读主体时,为青少年所欣赏、迷恋、热衷便是青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孕育、1990年代初汪国真诗歌的初露锋芒、1990年代末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跳跃式发展之后,新世纪以来青春文学终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井喷式发展阶段。2004年,青春文学以10%的品种占畅销书市场70%的份额,文学销售前5强中,以“80后”作家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了4席,成为虚构类图书中大赢家,并直逼某些非虚构畅销品牌{3}。此后,青春文学的辉煌蔓延到了整个青春读物市场:《小说》《17》《鲤》《悬疑志》等青春写手主办的青春杂志一经推出即迅速占据销售排行榜前列,与传统期刊的困境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几米等人的青春绘本在读图时代屡掀狂潮;青春动漫、青春影像书更是借助科技力量,将文字、图画、音乐、影像,甚至“书模”“选秀”融为一体,对追赶潮流、热衷时尚的青少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近�啄辏�国内大众文艺类图书年产值每年达500亿元左右,青春读物约占5亿元的市场份额,多个机构或个人的图书排行榜亦调查显示“青春主题图书是近七年文学类畅销书的主流”,前景十分巨大。 新时期以来青春文学繁荣热销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点:一是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青少年对课外阅读有着更多和更高的要求,而素质教育的推行,又使得他们相较于以前有着更多的时间和闲暇进行课外阅读;二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投资在中国家庭占据异乎寻常的比重,这为青春读物制造了一个强劲的“买方市场”;三是目前青春读物普遍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客观上刺激了其广阔的市场需求。 然而,与青春文学在市场上的异常热闹相比,文学研究界表现出了某种犹疑与尴尬。或者说青春文学在市场销售与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是极端不平衡的。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与当下读者群的阅读景观中,青春文学代表了一种盛况空前的乐观画面;另一方面,青春文学在中国主流批评与研究领域中非但不受重视,而且被边缘化、贬抑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比如它们的写作者往往不被称呼为“作家”,而是“写手”,“‘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在少数作家‘倒下去’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4}。将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写作者称为“写手”,是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似乎通行的一种文化惯例,它以一个并不严肃的包含轻慢之意的“写手”一词来指称青春文学写作者,既以“命名意识形态”的方式昭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界对青春文学的深刻漠视与敌视,又表明主流学术界对溢出了自身传统与研究范式的青春文学感到了某种深刻的无奈与无力(高等院校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青春文学部分更是被“弃之若敝履”{5})。以郭敬明研究为例,伴随其商业成功的是各种批评质疑之声。中国文联发布的“2013年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明确和直接地将《小时代》称之为“伤风败俗”之作。“ 《小时代》重场面、轻情节,对浮华都市时尚元素过度渲染的同时,情节则显得矫情而单薄。”{6}同官方相比,某些批评者的言辞更加激烈和尖刻,“即使拜金主义也高估了小时代,它没有出具任何价值观的能力和努力,或者说,它完全就是没有内在逻辑的价值观”{7}“来自文本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健康生活方式 ”{8},从性别角度,它造成了女性进步的大倒退,“它是妇女地位的大跃进式后退”。{9} 造成这种青少年阅读与专业批评间“冰火两重天”两极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谈一下青春文学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的选择问题。不客气地说,依然沿袭传统格局的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新媒体语境中青年亚文化的青春文学之间已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尴尬错位: 1.“作者中心”的知人论事研究传统与青春文学赖以维系的“读者中心”原则之间的矛盾。作家论是传统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尤其是针对经典作品的研究,从作品写作的社会、时代、环境,以及作家的个人经历中寻找作品的意义,将文本内外的世界进行互证互释,是一种屡试不爽的研究方法,像至今仍然非常活跃的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等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基本上都是采取作家生平、传记考证、文献考据等作家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但对于产业化的青春文学来说,这是一种因为过于严谨而显得“迂腐”的研究方式。对于根据“顾客就是上帝”“消费终端决定一切”的现代商业原则,以多卖书、赚取稿费和版税为主要和根本任务的青春文学而言,青少年读者,是关注与取悦的中心与本源。如郭敬明所在的柯艾公司便成立了名为“刻下来的幸福时光”的官方论坛,以时刻保持与读者进行实时的沟通与互动,该论坛目前已有20万多注册用户,郭敬明本人也经常看帖、发帖,并根据读者建议与喜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他的铁杆粉丝还成立了全国性的“时光后援会”,在主流批评界对他们的写作不置可否或不屑一顾的时期,读者评论机制早已成了引领柯艾公司文化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采取签名售书、与读者座谈交流、奖励优秀的读者评论等方法刻意保持“读者中心”模式,以便在争取大限度的市场购买力中获益。 2.寻找与阐释创作个性的作家个性化研究与青春文学集体化作业、文化工业式大生产的矛盾。传统上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工匠式”生产,作家依据自己的才情、趣味、经验、喜好进行具体的选题、立意与写作,而文学研究则是挖掘作家这种个性化风格的过程,像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对鲁迅的研究、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对茅盾的研究等,作家写作时真诚地投入自己的创作个性,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则是深刻地挖掘与阐释出这种创作个性,并进行必要的学理总结,比如学界经常提到的“知人论事”“风格及其人”等文艺理念,便是由文论及人、由文品论及人品,由作品个性论及作者个性的传统文学研究范式。然而,这一研究方法与青春文学的集体化作业、文化工业式大生产之间产生了深深的矛盾。青春文学的公司化运作模式,生产、宣传、销售、发行“一条龙”的营销方式已打破了个人化“工匠式”文学模式,作家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往往被集团化、工业化作业方式所淹没,甚至不少作品已难以提供真正性和唯一性的作者名单。像郭敬明主导的世公司,正在遵循资本逻辑,试图建立新的“1+1>2”的利润生产模式,以“集团化作业”的方式大程度地以“团队”方式打造文学作品,集体创作的单个文学作品,如2010年由世公司筹备的《我们约会吧》的小说与剧本,郭敬明先独立完成剧本创作,根据剧本衍生出来的同名小说则由郭敬明、笛安、落落、爱礼丝等创作风格不甚一致的多位写手共同完成,据悉他们曾将共同创作的过程比作“武林大会”,在讨论、磨合中完成了作品的后定稿。多人写作一部作品的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鲜有先例,除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集体创作“有利于破除创作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有利于“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才得到“鼓励和提倡”。{10}郭敬明团队的集体化创作模式显然与政治高压下的“写作小组”不可同日而语,它所体现的是文学产业化之后的大规模、集约化商业生产模式。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协作链条,它把作家、策划人、出版人和销售商等不同的参与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通过分工合作,使艺术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又以商业价值的实现过程促成了艺术价值的传播与实践。{11}产业化模式创制出来的文学作品,其作者并不是唯一,其创作初衷更不是作者个人情怀的尽情展现,传统的寻找与阐释创作个性的作家个性化研究,及“知人论事”“风格及其人”等研究方式似乎更无从谈起。 3.“文本中心”的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遭遇产业化文学“作者偶像化、读者粉丝化”的新传播语境的挑战。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一直作为专业文学研究的“大本营”而存在,因为它们所针对的是文学不同于其他艺术或非艺术类种的“文学性”问题,是对文学主体性、本体性的正面阐释,它将研究视域更多倾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与价值上,与其联系紧密的是语言学、语义学、文体学,如杰弗森曾说“自19世纪后期起,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的批评家想要忽视语言形式问题已越来越不可能了,与此同时,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大大开拓了语言对文学研究的解释能力……。”{12}的确,那种反复推敲,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力争审美大化的文学传统,如果不以细致、繁复的文本细读,不以深刻的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对其非日常化文学语言中蕴含的丰富隐喻、含混、象征、悖论、张力、反讽等修辞方式进行系统阐释,便无法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内涵,也无法破解文学流传千古的魅力之谜{13}。这是鲜明体现经典化、精英化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当然这一研究方法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值得”研究的,是创作者以认真、严肃、虔诚的姿态来写并努力灌注进自己生命激情的文字,鲁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笔下的经典文本是此类研究方法的佳研究对象。青春文学呢,无论其文本形态,还是创制过程,都距离经典文学十万八千里,其几个主要作家均已偶像化、明星化,“作家明星化”意味着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文学形式,甚至文学作品本身如何并不是决定这一作家人气旺盛与否的重要性与决定性因素,其像影视明星一样,外貌、穿衣打扮、兴趣爱好、私生活等“外围”于文学的因素更容易成为商业卖点的中心。或者说,“明星化”的作家与其说依靠作品本身赚钱,倒不如说以其所树立的“自我偶像化”方式赢得受众认可。当然,这里的读者、受众也不是普通的读者、受众,而是“粉丝化”的读者、受众。以郭敬明为例,从2002年推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开始,郭敬明就受到了一众粉丝的热烈拥戴和追捧,这里有其作品本身的因素,但这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缘自其深谙传媒时代青少年心理的文化运营方式,像他甚至大肆炒作自己的身高和性取向,以各种方式博得粉丝的关注,而对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等却关注不多。《小时代》的媒体运作更近乎闹剧。可以说,文化场中的郭敬明树立了自身的明星品牌,即使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因为在整体人物关系、“12个主要情节”“57处一般情节和语句”上与庄羽《圈里圈外》相同或相似,在2004年被法院判决侵权、剽窃事实成立{14},都没有驱散和冲淡“郭敬明热”,狂热的粉丝们明知他抄袭还是力捧他,后在粉丝的支持下以郭敬明“赔款但不道歉”的方式结束。这一典型事件表明,不论是偶像化的作者,还是粉丝化的读者,他们无视、漠视、盲视传统文学一贯讲求的思想性、深刻性、独创性等文学性原则方面似乎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而既然作品本身如何,有没有原创性等并不为作者与读者多么看重,甚至不少作品就是一种精心炒作下的漫不经心之物,在此情形下,“杀鸡焉用宰牛刀”,何以再用言之凿凿的严肃学理化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或者说,面对这样的写作与阅读,再以言之凿凿的严肃学理化美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形式主义研究做文本细读是否会让人倍觉荒诞?曹文轩教授曾说:“我们所掌握的那一套,是研究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的,是研究托尔斯泰、�迅的,是研究《战争与和平》《阿Q正传》的,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二流的、三流的作家和一些小罗卜头,是一些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没有多大说头的作品。”{15}青春文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些不太适合用“我们所掌握的那一套”进行研读的“小罗卜头”的作品。 4.从青春期心理出发的青春文学阅读机制与更多关注社会价值的青春文学研究机制之间有一定话语裂隙。青春文学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研究者则主要是成年人、理论工作者。青春文学阅读是青少年缓解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的一种自发行为,依循的是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情感吸引力”,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偏执或忧伤感怀的心理也让他们特别偏爱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这是文化研究中所说的“相关性”原则,“不是文本的特质而是文本的功能性,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16}。但青春期已�^的研究者则往往不会自发采取这一原则,尤其对于有一定生活和学术积淀、习惯于传统文学阅读的学者而言,文学文本的思想意义等社会价值与功用是他们首先会考虑到的研究视角,像批评家郜元宝在一篇评论郭敬明《爵迹》的文章中这样写到:“我想探测一下何以在我感到茫然,在别人却倍感亲切,以至要誓死捍卫?他们究竟在郭敬明作品中看到了什么?倘若郭敬明和他的粉丝们真有一种我看不懂的青年亚文化,那它的核心究竟为何?”{17}在无限玄幻、超验、惊悚的情景中体验快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对于习惯了严肃阅读的学人来说。西方有句谚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对应中国国话里的俚语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过这种“趣味无高低”之类在目前的文学批评语境中尚不能真正贯彻下去,起码青春文学的阅读趣味没有被有效阐释出来。布迪厄在他的《区隔》中指出,文化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的阶级和阶级群体,并将这些区隔在美学或是趣味的普遍价值中加以定位,借此建构这些区隔的社会性质。青春文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鲜明体现了这种文化区隔的存在。 正如古语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物体在不同视角之下有可能呈现出相差甚远的形态面貌来。人们通常从自己的经验和视角阅读文学作品,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客观与非理性的印记。笔者看来,青春文学既不像其粉丝认为的那样好,也不像某些专业批评家批判的那样拙劣不堪。它们是时代的产物,也为这个时代所左右,往往以一种相对夸张的手法顺应了青少年偏执叛逆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心理,其负面性是明显的,但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释放了被主流体制压抑的青少年心声。因此,青春文学研究要改变目前对其捧杀与棒杀的两极化批评理路,以客观、公正的心态面对新媒体语境中的这一青年亚文化潮流。 注释: {1}黄云生编:《少年儿童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陈进:《1999-2009:中国青春文学十年――以“先锋”与“常态”模式阐释》,《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3}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4}陶东风:《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新时期文学30年》,《博言天下》,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1页。 {5}孙桂荣:《青春文学教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改革》,《中国大学教学》2014年第1期。 {6}中国文联:《“2013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批“小时代”矫情》,《北京青年报》2014年3月27日。 {7}吴筱燕:《资本的狂欢与价值的缺失――关于〈小时代〉系列电影的一点思考》,《上海艺术家》2014年第6期。 {8}吴孟思:《浅析道德价值取向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戏剧之家》2014年第7期。 {9}《:中国妇女地位的大跃进式后退》,《电影世界》2013年第8期。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1}杨玲:《当代文学的产业化趋势与文学研究的未来――以青春文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12}杰弗森等着,包富华等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13}孙桂荣:《现状与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实践》,《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 {14}《抄袭事件始末》,见http://www.s1979.com/m/ent/yulebagua/2010/0422/29570.shtml {15}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16}约翰・费斯克着,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17}郜元宝:《灵魂的玩法――从郭敬明谈起》,《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摘要: 2010年的文坛,除了各类创作持续活跃,各类作品纷至沓来以外,还发生了一些文学争论、文学官司等相关事件,整体上显得波诡云谲,乱花迷眼。但如此杂沓而丰繁的事象之中,有的如过眼烟云,难以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有的 ... 2010年的文坛,除了各类创作持续活跃,各类作品纷至沓来以外,还发生了一些文学争论、文学官司等相关事件,整体上显得波诡云谲,乱花迷眼。但如此杂沓而丰繁的事象之中,有的如过眼烟云,难以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有的却让人难忘,甚至特别看重。因为如许现象,本身有内容,背后有深意。这样的带有相当意味与意义的现象,在传统文学板块里,以作家史铁生逝世引发的广泛反响最为引人;在新兴文学板块,则以青春文学作家主办的杂志最为惹眼。这样两个既不相同又不相干的事件,事实上都各具自己的标志性的意义。 在当代作家之中,史铁生不是最为有名的,也不是最为畅销的,但他以其内敛式语言传扬着真挚而达观的人生理念,用他的哲理化的感悟释放着真切而浓郁的人间温情,与读者最为贴心,与大地最为亲近。他在2010年12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消息传出,文坛内外为之震惊和哀痛。 史铁生逝世引发的广泛而巨大的反响,使文学界深为震动,使文学人至为感动。这震动在于:在当下越来越偏于娱乐、流行消闲的文化背景之下,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依然得到人们的真切喜爱与真情怀念,说明严肃文学并非缺少受众,并非没有市场,而是作家是否切近人们的需要,走进人们的内心。许多健全文学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史铁生以他的残疾身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感动在于:当一个作家心里装着读者,写出对读者有用、对世道人心有益的作品时,那他一定不会被人们疏远和淡忘,他就一定会在人们心里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得到同样真挚、同样贴心的热烈回报。著名作家刘庆邦事后就很有感慨地说,史铁生生前生后都是一面镜子,他让我们看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他也让人看到文学力量的巨大影响,作家写作的崇高意义,这使我们重新认知了文学的要义,深刻反省了自我的状态,今后的写作更有方向,也更有信心。相信刘庆邦的一席感言,不只是他个人的一番感悟,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广大作家由史铁生逝世触发的感慨与心声。 青春文学作家办杂志现象,起于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2004年6月,郭敬明就成立了“岛工作室”。2006年底,郭敬明又开始运作《最小说》,并在试刊两期后于2007年1月正式上市。《最小说》在《岛》原有的基础上,融入青春系列杂志的品位和风格,这使它既是一本有一定的可读性与文学性的小说读物,又是轻松娱乐、富有亲和力的休闲杂志,内容和风格更贴近学生阅读群体。2009年,《最小说》全新改版,每月两本,一本上半月刊《最小说》,一本下半月刊《最漫画》。2010年又增加一本下半月刊《最映刻》。 在郭敬明之外,青春文学作家办杂志陆续登场的还有许多,其中以张悦然、饶雪漫两人主编的杂志类图书饶有特点和较有影响。张悦然主编的《鲤》,是连续性的主题书,与《岛》不同,它是每期选定一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摘录一些文章,还收录了一些原创性文章。《鲤》书系第一辑《鲤·孤独》,以“孤独”为主题,以当下青年最关注的日本流行文学里的强烈孤独感为引子,展现和挖掘了女性“孤独”这一心理状态的不同侧面。第一辑于2008年6月发售之后,又先后不定期地编辑和出版了《鲤·嫉妒》《鲤·谎言》《鲤·暖昧》《鲤·最好的时光》《鲤·因爱之名》《鲤·逃避》《鲤·上瘾》《鲤·荷尔蒙》等,约10种。这种又像是作品合集,又像是杂志的主题书,既跨越了传统书籍的樊篱,又超越了一般文学杂志的框范,每本均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在内容安排上,以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为主导,题材上以观照当下青年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为主。就《鲤》已出版的各辑来看,它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兼顾的思路,青春性与女性化杂糅的个性,显然带有同仁刊物的一定特征。饶雪漫此前主编有《漫女生》,2009年更名为《最女生》出版,而《最女生》除了由她担任主编,还签了10位年轻作者,提出要打造《最女生》作者群,推出写作新人,形成稳定的写作群体。为了与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相区别,《最女生》的主要读者定位为16岁至20岁的女性,目前的出版数量大约为每期20万册。随着杂志的出版,《最女生》青春书系《小宇宙》《遇见双子心少年》《不消失的恋人》等也相继推出。 2010年12月28日,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分别由著名青春文学女作家笛安和落落主编的文学杂志《文艺风赏》与《文艺风象》的创刊号《文艺风》合刊。《文艺风赏》第一期,以“爱刑海”为命题,突出“新审美观”,强调人文关怀,用文学的方式关注社会热点,承担话题性及边缘题材。该期组编了国内中青年两代顶尖作家精品,从作者到作品,都不局限于青春文学题材和青春文学作家群体。《文艺风象》被称为国内第一本以“治愈”、“温暖”为内核的视觉文艺杂志,以写作与日常生活的深度结合,用图片、绘本以及文字等给读者带来前所少有的立体式阅读美感。 青春文学作家办杂志,既有着值得关注的文学的内因,又有着值得探究的文化的外因,可视为文学与文坛持续变异的一种先兆性的标志。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具体观察。其一,几位创办杂志的青春文学作家,都是多年从事青春文学创作,并以其连续性的代表作,在青少年读者中产生极大的影响,拥有了相对稳定又比较庞大的读者群,也即“粉丝”。在他们个人成为明星式的偶像作家之后,他们需要巩固自己的已有地位,延伸自己的文学效应,而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主办文学杂志,以此为“品牌”,也以此为“纽带”,进而延展创作成果,联络作者队伍,服务“粉丝”群体,辐射阅读市场,就成为他们在谋求新发展中的必要的抓手与最好的选择。其二,从文学全局来说,已有的传统型文学杂志,在服务原有的文学读者的同时,也希望和需要吸引新的文学读者,以扩大和延展自己的影响。而青春文学杂志的兴起与发展,因为吸引走了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读者,对于传统型文学杂志的可能读者,事实上在“上游”做了一部分“截流”,对传统型文学杂志发展新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些青春文学杂志,以它们的方式,引动了青少年作者与读者进入文学,并促其成长,又在整体文学格局上,起到了培养文学新人、扩大阅读群体的独特作用,这对于传统型文学杂志与传统文坛来说,看似有弊,实则有利。

《白鹿原》与《废都》的创作与出版,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两部“陕军东征”的代表性作品,也成为了最早被社会所认读的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但同时,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而对作品中某些情节的争议,一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断被被评论界提及。

传统文学的民间性反映的是农民和工人以及城市市民的生活,农民和工人是主要的表现对象。网络文学的创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人,其职业、身份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往往处于焦虑与不安的状态,常在网上撰文排遣自己的情绪。网络文学的作者既是创作的主体,又是网络文学的创作对象,因此网络文学具有新民间文学的特征。

在大众化的文学时代,特别是在“个性化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被强化的今天,文学接受的个性化也随之大大加强,大批量的“个性化文学观点”随之产生,而对同样一部作品,不同读者也会因各自观点不同而发生龃龉。而这种龃龉,在如今的文学发展时代。显然也不同于过去“文学观点的个人化”时期,某一观点只属于某个人,而是恰恰相反,读者们往往乐于将自己的观点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展示,并对于自己不同的观点进行抨击、批判。诚然,在文学大众化的今天,评论大众化确实能促使更多的读者对某一部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并使作品中所具有的含义得到全方位的挖掘。但另一方面,过分的解读往往使读者仅仅将作品是为抒发自己观点的“证据”乃至“工具”,完全脱离文本地对文本进行“解读”,并以此进行互相攻讦。在文学的大众化与网络结合紧密的今天,很多知名的写手或是“博客散文家”“微博诗人”的某一篇新作问世之后,往往后面会出现成百上千乃至更多的“跟帖”评论,但正如某知名博主所言:“很多跟帖评论完全是自说自话或是‘评论与评论打架’,与我的博文并没有多少关系”。诚然,文学中允许对作品进行“误读”,但是当文学评论不再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或是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分析上之时,那么此时的文学评论是否已经变质了呢? 正因为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门槛不断降低,文学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狂欢化”文学时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从文学的创作或是文学的接受都在这一时代实现了最大范围的发展。应该说,这样的态势对文学的发展确实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样的,随着文学自身的“狂欢化”,文学的外延与内涵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消解,而众多不合理的“误读”也使作家对借助网络传播作品感到“望而却步”。网络时代的文学发展,如雾如雨又如风,令众多的读者捉摸不透,也令众多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怀疑与忧虑。很显然,文学的发展与网络的关系日益密切,使文学与网络媒介完全切割已是不可能。那么,如何在网络时代实现文学的良性发展?而与此同时,曾经陷入困境的传统文学,要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发展,他们的路由在何处呢?

论网络文学的创作群体……………………………周志雄

对于《废都》与《白鹿原》等“陕军东征”作家的“商业化市场化”写作与出版的成功,主流的文学评论界至今依然褒贬不一,支持者往往认为作品在“思想性”与“商业性”两个层面实现了统一,而反对者则往往认为作者“蜕变为了趣味低俗的低级作家”[ 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第365页。 ]。这种对待以“性文学”为代表的“新的市场化的文学”的不同评论与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姜 飞

正如我们所接触的一样,在如今,网络文学的创作与阅读过程,特别是网络中散文随笔与诗歌的阅读,大多数是借助于公共的社交空间所进行的,对于博客与微博等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近几年,众多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仅对于“个性化文学的接受”略作讨论。

…………………………………………刘茉琳

与“陕军东征”引来的“文学市场化”与“作家庸俗化”的争议相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尽管在出版之后同样取得了较好的商业化价值,但主流评论界却对余秋雨的评价相对宽容,尽管也存在着对其文章中“硬伤”与“矫揉失真”的评价,并进一步质疑道余秋雨的文格与人格[ 参见严辉《余秋雨散文:误写或误读》,他认为这两个错误“是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他们使余秋雨在很多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他间接引发了其后关于他的人品和文品的论争”。],但大部分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还是站在对余秋雨的创作进行肯定的态度进行评论的。尽管学者们并不否认“余秋雨是大众传媒时代所造就的文化英雄,他的成功被打上了大众文化与媒体扩张的烙印”[ 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504页],但大部分学者依然认同余秋雨的作品实现了文学与思想的结合,在知识精英与大众传播之间架设了桥梁。显然,尽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作品在出版之后也取得了相对不俗的销售业绩与市场化效果,赢得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与作家的效仿,并使“文化散文”在此后的近20年中在散文创作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余秋雨散文自身所具有的“理性的沉思与诗意的艺术的结合”[ 张健著: 《新中国文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第408页]的文艺特点,因此仍然得到了主流的严肃文学作家与评论家的较高评价。 余秋雨在散文上取得的成功引发了一大批主流文学家与知名学者的“文化散文”创作热潮,对文化的反思、对历史的追寻也成为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文坛创作的盛事之一。而在之后的几年或是十几年中,借助新的传播媒介的大量应用,一大批历史类、文化类著作的相继面世,一大批学术界“超男快女”借助新的传播媒介被公众广泛认知。我未必敢说这些后期的“文化传播现象”是由前期的“学者文化散文热潮”直接继承而来。但是九十年代前期的“文化散文热”,对于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公众的历史文化知识,培养公众的文化兴趣应该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新媒介传播下的大众文学传播 1993年的“陕军东征”与比它更早一些出现的《文化苦旅》是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学的典范性成果,而在这一系列的新的文学出版、传播模式的改变之后,一大批作家逐步步其后尘,逐渐改变了原有的“计划性写作”与“计划性出版”的模式,开始逐步主动地接近市场,其中的一部分作家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改变,由体制内作家逐渐向“双轨制”作家乃至独立作家身份转变,并且在短暂的“探索与迷惘”之后写出了一些兼顾“纯文学”身份与市场化需求的作品。但同样,也有一部分作家选择了后退,退入“专业作家”的队伍或是退回象牙塔。尽管这些选择远离文学“市场化”的作家中不乏对文学未来忧虑的真知灼见,而他们对于文学“抗争”精神的评论也确实影响了一批对文学热爱的读者反思纯文学与文学的未来等问题。但是,文学的市场化进程,却也并未因此而停止,越来越多的作家仍然是逐渐走向“市场化文学”的道路。

综观网络文学的创作发展历程,有这样一些作品颇具代表性。网络情感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痞子蔡著,1998年出版,属于网络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小说运用戏说的创作方法,描写了一个关于现代爱情的童话故事,将现代智慧与古代传统爱情观结合在一起,形象地诠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绵绵真情,表达了现代人对真爱的企盼。该小说的出现是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坛的地位。网络玄幻武侠小说《诛仙》,萧鼎著。描写在一个被架空的世界,作者和读者共同寻求着理想化的生活,他们不受尘世的束缚,从中宣泄了欲望和理想,进而获取了审美快乐。小说《诛仙》被人们称为“后金庸武侠圣经”,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变革和创新,对玄幻小说地位的确立,产生了巨大影响。网络戏说小说《悟空传》,今何在著,2001年出版。小说借鉴古代名著《西游记》和港片《大话西游》,把前者的人物关系和后者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结合在一起,演绎了一场古代人的现代西游情节,作为一个神话的英雄悲剧,显得更加悲壮,既起到了颠覆作用,改变了原著的基本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代人的思维和观念。

我认为在“90年代大众文学传播”中首先值得一提的问题是“作家的编剧化”。应该说,中国影视界长期以来的习惯之一,就是对大批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无论是古典的“四大名著”或是近代的《阿q正传》、《林家铺子》,亦或是曾经在80年代到90年代引起较大反响的《红高粱》、《牧马人》、《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无不是“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成功例证。但是显然,早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并非是作家所自觉的行为,而是影视创作自觉向文学作品靠拢的过程。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有一批作家显然是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被被动地拿去改编,于是,这批作家其中的一些开始主动地使自己的作品向“剧本”靠拢,并通过影视剧的形式表现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主旨。而其中的一些走的相对更远的作家,甚至于逐步放弃了自身原有的“作家”身份,而已“编剧”为自身的创作身份。应该说,新的时代确实给了这样的一批作家以施展自身的舞台,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家包括王朔、包括刘震云,也应当包括新世纪之后因为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采取新创作方法而获得巨大好评的年轻作家,例如隶属于湖南广电制作中心的黄晖等新锐的“编剧作家”。

网络文学的审美特征………………………王哲平涂苏秦

2007年《恰同学少年》一剧的成功,是在当年中国电视剧发行中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其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因为这部电视剧以及电视剧的同名小说被中央宣传部及相关领导多次予以表彰,并在电视剧上映的当年就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的殊荣,更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在当时创造出的“收视神话”及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的极大好评。很多读者与观众在阅读了这一小说或是观看了电视剧之后,都对这一作品评价极高。而在文学创作与编剧行业内,很多作家也因这部作品产生了新的思路,开始逐渐检讨以往创作中对人物,特别是对领袖人物的塑造过程中只对其最为“伟岸”的闪光之处进行着力刻画,而对其人性的一面“有意略去”所造成的人物性格缺失。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特别是对历史上知名人物的性格塑造逐渐走向深化。

论网络文学的互动性…………………………………郑宗荣

而正是基于上述的网络文学发展现状,众多的网络文学写手,特别是其中部分有着较大影响力与广泛读者群体的“大神”级写手,在写作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做出改变。正如前文所述,在网络文学的初期创作中,暴力、情色以及其他“不适元素”确实是很多写手吸引读者眼球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被众多作家、评论家所诟病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正如前所述,当网络文学创作“有意无意地去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思想”之时,较为明智的网络文学作家也逐渐在创作过程中选择了进行改变。当然,基于网络小说读者群的现实存在,完全荡涤掉被评论家所诟病的“肤浅造作”尚需时日,但改变仍然是发生的。

本论文集中也收录了几篇我的同事、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年轻学者的文章,此前还未在其他媒体正式发表过。虽略显稚嫩,但他们对网络文学的感觉还是很敏锐的,也一并收入集中。

应该说,对大众文学的讨论显然并不仅限于此,在文章中,众多曾经的“大众文学”现象,例如1996年前后的“王小波热”、更多的“文学文本改编为影视文本”的案例,以及“新媒介形式下的学者散文与文人散文”等命题都未能在文中进行充分讨论,而网络文学的发展显然也不仅限于文中所指的几个方面。应该来说,作为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命题,大众化文学的发展伴随着读者的存在在未来的日子里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尽管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但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以下几条判断,仅以这几条判断作为本文的结论:大众化文学将会继续以文学形式的主流形式而存在,真正的阅读权属于最为广大的阅读群体。

网络新媒介在当下文学生成方式中的应用与研究

王朔是新时期最早试水影视文学剧本创作的职业作家之一,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其多部作品就被搬上银幕,成为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影视作品。尽管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王朔的创作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数目较八十年代略有减少,但无论是改编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小说《动物凶猛》,或是由王朔参与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所为他带来的名气和关注都要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尽管激赏声与责骂声同时存在,但在这样的争议过程中,王朔的名气,无论是本人的名气或是作品的名气,也同时越来越大。而王朔作品中不断存在的“顽主”形象与“反智”倾向,以及在剧本语言中不断出现的“对社会现实的冷嘲热讽”,也随着他的作品所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的家喻户晓而广为人知。自然,王朔小说之中所一直表现的“顽主”形象,是对主流的精英文化的解构,也具有着对上流社会中“绅士淑女”的嘲笑的成分。但是,正如王自己所说“到了九十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进入了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已不是天外隐雷,而是化作无数颗豆大的雨点儿结结实实落到了我们头上。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仅仅认为是经济繁荣后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我的文化观仍停留在过去,即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精神活动,非工业的,对大众是一个给予、带领和引导的单向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依旧蔑视大众的自发趣味,一方面要得到他们,一方面决不肯跟他们混为一谈。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去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的一员,至多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种。”[ 王朔 《人文与社会》载http://www.wen.org.cn,2012年12月18日]显然,尽管在对于王朔的文学地位认同上各家存在着争议,但是处在争议核心的王朔,依旧认为自身属于原有的占据文学制高点的“严肃文学家”之列,而他的思想,或者所他在其所编剧的影视剧所要传达的思想,无论是对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消解也罢,是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解构”也罢,都试图在打破原有的“套子”之时重建一个自己所认同的新的“套子”。他并非“反对精英文化”,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使精英文化让大众所接受。应该说,这样的文学创作,尽管在本质上作家们仍然希望获得传统意义上作家所高举的“启蒙主义”作用,但如果从文学的传播与文学的接受角度来分析,我认为他们依然是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

网络文学研究十年文章选目索引

尽管并不能说,莫言的获奖到底能给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获奖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带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流行。一批当代作家被重拾一批作家的作品被冲印或是重读,但正如莫言所言“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引自莫言《讲故事的人》,《京华时报》2012年12月9日,第5—6版],从作者自身角度来看,写作就是写生活,有没有读者并不重要。但是显然,如莫言一样淡然的中国作家,在当下的时代显然是不多了。尽管莫言的成功仅是一个个例,但关心中国文学未来的人们还是希望,莫言所带来的“文学流行”不只是昙花一现,而是能为文学、特别是严肃文学的复兴带来长久的影响,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刘叔明

而与之同时,曾经日渐式微的传统文学也逐步重新复兴。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新人文主义传统”在新世纪以“国学复兴”的形式重拾经典,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阵无可回避的“国学热”,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旧经典的复兴不可避免地将原本“西化”的新文学,特别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文学作品置于了一个很尴尬的地位。这种尴尬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一直存在,一直持续到2012年。

——以《鬼吹灯》与《藏地密码》为例,对网络流行小说的另一种解读

正如前文所言,网络文学促使文学发展实现了全方位的“狂欢化”,这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列的问题与思索。对于这些问题,某些作家、学者近几年中也做了一些讨论,其中有一部分学者对问题的解决表示乐观,例如诗人伊沙在《伊沙、赵凝对话录》中即持有上述观点。但令一些学者显然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消解掉文学过渡“狂欢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并重建严肃文学的影响力。应该说,他们的努力确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在大众文学的时代,真正决定读者的阅读的并不是专家的推荐,而是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当众多的读者开始在网络阅读的过程中自然地意识到网络文学发展的问题和“网络文学狂欢化”所形成的“文学非文学化”现状之时。读者们自己开始做出了改变,曾经传统的纸质书又开始逐渐收复失地,但是这种努力并非来源于学界,而是来源于网络读者自身。

“遗忘”:叙事话语和价值态度

正如前文所言,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之下,原本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稳定的“计划文化”模式,逐渐受到市场的冲击,而原本存在的“计划文学”也在这一时期接受了市场大潮的冲击,从原本的“统购统销”模式走向了市场。而在此时,尽管中国的图书市场也正在从前面几年的相对冷淡中逐渐恢复,但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中期“全民图书饥渴”时代的购书热情相比却仍然不能同日而语,而曾经的启蒙文学流派的主将,在此时的文学界也往往不能拿出较为令人满意的作品。因此,此时的文学界与图书界,整体是呈现在一种较为平淡乃至于冷淡的环境中的,但这一情况的改变在1993年来临之后发生。

——关于“网络文学”的几点不合时宜的想法

文学不会走向终结,但是它将依然位于变化之中,并赋予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命题。

序 言

首先来说,网络文学在如今的发展,已逐渐由对玄幻与魔法的探求转向对人性的深沉思考。很多近年来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作品,作家在构建较为宏大的叙事结构的同时,已经逐渐试图改变“叙事宏大而人物干瘪”,“形象伟岸而灵魂苍白”的“网络文学人物形象”所给人们带来的惯常感受,而转而试图对人物的心理更为细致的挖掘。而小说刻画的主体,在近几年的作品中也逐渐由“异人”形象向“人”的形象转变,而以往取向与极端化的网络小说人物性格,也逐渐贴近于真实的“人性”而更加丰满与有血有肉。尽管如今的网络文学所描写的主题大多数依然具有着出人意料、虚幻无状的玄幻特色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从阅读感受上来说,无论是从人物的性格刻画方面或是小说的思想内涵方面,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如今的网络文学创作,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去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当然,无论从观众的受众层面或是小说的推广与传播层面而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自然是还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2010年8月20日

与贾平凹、陈忠实等专业作家进军商业化文学创作市场的“陕军东征”不同,余秋雨并非专业作家出身。相反,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初入文学创作圈的余秋雨,是以纯正的“学者”身份进入散文创作者队伍中的。而在1992年年初其推出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多读者借《文化苦旅》了解到了己所不知的中国文化,而很多散文作家也因《文化苦旅》的出版意识到了散文写作的新的方向,并由此创作了大量的类似于“文化苦旅”体式的散文,并逐渐形成了散文文体中的新的一个类别——文化散文。

近年来,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正悄然改变着现有的文学格局,引发了当代文学的转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研究文章连篇累牍,层出不穷。为了展示相关研究成果,使研究者对网络文学研究的研究现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且有助于一般读者对网络文学的认识,将近年来网络文学研究的优秀论文,汇集成册,就显得十分必要。

王朔等作家在“电视时代”取得的成功无疑大大激发了作家,特别是严肃文学的作家投身于“大众文学”的热情,并使得中国近20年中广播电视事业,特别是电视剧的创作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作家主动将自己的作品由阅读性文本转换为电视剧脚本,从一定角度上让更多的公众直面社会中所发生的问题,直面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或是并不完全熟知的历史。而一些原本被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所“框定”的历史题材或是所谓的“主旋律题材”,也因为新的传播手段的介入,被作家赋予了新的创作方式,产生了超过社会预期的反响。而在这一类作品的创作中,我认为颇为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恰同学少年》的成功。

网络文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创作题材方面,网络文学的创作视野不宽,绝大多数作品将题材限定在爱情、武侠、奇幻、都市白领的奋斗史等方面;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存在着格调不高的问题,如描写色情等。在叙事技巧、语言表达等方面也往往显得比较幼稚,抄袭、模仿作品四处泛滥。而写手生活经历简单和相对低下的艺术感受力,则使作品明显缺乏思想深度和起码的艺术感染力。从网络文学所依托的发布媒介和载体而言,“超文本”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相关尺度掌握不好,便往往只见技术不见艺术,游戏创作冲动替代了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这样,使得网络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游戏化倾向。虽然作品的数量不少,但普遍显得较为粗糙。这就说明尽管网络技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载体,但网络技术毕竟不是文学艺术,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就目前的网络作品现状而言,其水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之所以在2012年的年终岁尾重提“10年中严肃文学的尴尬”,是因为2012年的岁末,我们久已沉寂的“非网络严肃文学传播”总算是借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为今年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尽管我并不苟同某些作家所说“莫言因获奖而热销的积极意义相当大,这等于是在告诉青少年:真正的文学作品叫纯文学——只有这种文学才能够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这原本是个常识,但是长期以来图书市场的杂乱无序和舆论的外行市侩,让我们必须以一块诺贝尔奖章来普及文学常识”[ 引自《伊沙、赵凝:2012中国文学为什么那么火?》,黄尚恩的空间 ,2012年12月21日]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年的年终岁尾,文学,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文学因为莫言的获奖而火了一把。当然,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我并不看好莫言的获奖与热销对中国纯文学未来的发展到底能有多大的影响,但我还是认为:“今天是个在不景气的文学圈子里应该留下一点记忆的日子,实至名归也罢,名不副实也罢,这些都不重要。至少,在如今完全不景气的文学圈子里,莫言的这个“诺贝尔奖”总能让几个人又去看一眼早已式微的“中国文学”,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在我这个学中文的看来,有人关注,哪怕关注者不过是戏谑甚至诟骂,却也总比无人关注要强一些。只是,莫要辣手摧花,或是自鸣得意。夜正长,路也正长,走着看吧,总要有一些人付出些什么的~! ” 摘引自2012年10月11日个人微博

序言……………………………………………………刘叔明

如果说“陕军东征”是作家自觉走向商业化的先导,而这一“先导”又因在文学评论界广受争议而变得“脱大众文学”而存在。那么,在同一时期,余秋雨所推出的《文化苦旅》却是以另一方式“以主流文学的笔触,获得了市场化的大幅度成功”。尽管余秋雨的文章依然无法摆脱“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创作思想,但其《文化苦旅》等书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显然与一般的“主流小众化”文学的业绩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将其作为宏观上的“大众文学”进行讨论。

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欧阳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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