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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女子中医药学院也并不是因为中有浙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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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女子中医药学院也并不是因为中有浙大教师

向来听说中国人具有大国民的大度,现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们要说得好,那么,就说好清净,有志气罢。所以总愿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爱见别的东西共存。行了几年白话,弄古文的人们讨厌了;做了一点新诗,吟古诗的人们憎恶了;做了几首小诗,做长诗的人们生气了;出了几种定期刊物,连别的出定期刊物的人们也来诅咒了:太多,太坏,只好做将来被淘汰的资料。 中国有些地方还在“溺女”,就因为豫料她们将来总是设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们总没有好眼力,否则并以施之男孩,可以减少许多单会消耗食粮的废料。 但是,歌颂“淘汰”别人的人也应该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样不灭的东西在里面,否则,即使不肯自杀,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几个嘴巴。然而人是总是自以为是的,这也许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条路。相传曾经有一个人,一向就以“万物不得其所”为宗旨的,平生只有一个大愿,就是愿中国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卖食物的。现在不知道他怎样,久没有听到消息了,那默默无闻的原因,或者就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死完的缘故罢。 据说,张歆海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更可悲观的是现在“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真如《闲话》所说,而且只能“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 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这确是近来的实情。即如女师大风潮,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造。 还有女生的罪状,已见于章士钊的呈文,而那些作为根据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几个“卑鄙龌龊”且至于远不如畜类者所造。但是学生却都被打出了,其时还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这自然也是“谣诼”。 可是我倒也并不很以“流言”为奇,如果要造,就听凭他们去造去。好在中国现在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即使有几十个人,只要“无权势”者叫一大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无须乎我来为“被压迫者”说什么“公平话”。即使说,人们也未必尽相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些“公平话”总还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饭”填出来的。不过事过境迁,“酒饭”已经消化,吸收,只剩下似乎毫无缘故的“公平话”罢了。倘使连酒饭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国也还要光明些。 但是,这也不足为奇的。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现在,除了疯子,倘使有谁要来接吻,人大约总不至于倒给她一个嘴巴的罢。 九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猛进》周刊第三十期。 张歆海浙江海盐人,曾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当时是清华大学英文教授。这里所说关于他见美国兵打中国车夫和巡警的事,见《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陈西滢的《闲话》。该文除转述张歆海的话以外,还对五卅爱国运动加以辱骂和诬蔑。 “拳匪”反动派对义和团的蔑称。参看本卷第295页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闲话》里辱骂五卅运动和爱国群众说:“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我们不妨据理力争。”又说:“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 这里的引文都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陈西滢为了掩饰自己散布流言,就诬蔑别人造谣,并乘机向吴稚晖献媚,说:“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廷,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辱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炳麟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支冷箭。”对他自己袒护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帅大师生的言论,则说成是“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参看本书《并非闲话》。 章士钊的呈文指《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其中有“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谨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等语。 “无权势”者指章士钊。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北京大学评议会在讨论宣布脱离教育部议案时,有人担心由此教育部将停拨经费,有人认为可直接向财政部领取。陈西滢为此事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中说:“否认一个无权势的‘无耻政客’却去巴结奉承五六个有权势的一样的无耻政客,又怎样的可羞呢?”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通品”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太平湖饭店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章士钊复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胡敦复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将该校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通告,寄给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发表。通告中有“许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校务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肉麻透顶的呈文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分润金款之利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或声明无表决权;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顿。” 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及其注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骗一口饭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城狐社鼠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土地庙,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bb》,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也好,决定与“人气”无关。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逼死”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但若以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bb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么,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等;而且还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bb》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 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 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说得客气一点呢,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发热”,那一定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忘记装腔了,不幸显出本相;并且因为自己爬着,所以觉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为被我“骂”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那也许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来,总不免要挤擦,碰磕,也并非“还不肯罢休”。 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of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 太费纸张了,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但也得赶紧的收梢。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 “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 “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 “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苦心孤诣给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恶名,这一回忽又否认了,可见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好,免得后来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也没有希望国民军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是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我向来就“装出这样的面孔”,不但毫不顾忌陈源教授可“有些恶心”,对于“孤桐先生”也一样。要在我的面孔上寻出些有趣来,本来是没头脑的妄想,还是去看别的面孔罢。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 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说几句费话的不过是他对镜装成的姿势和“爆发”出来的蕴蓄,但又即刻掩了起来,关上大门,据说“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车既经杳然,我且不做叫门的事,因为这些时候所遇到的大概不过几个家丁;而且已是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候了,就这样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 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里诬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这期间陈西滢也曾在口头上侮辱女学生。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却恭维陈说:“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只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就引起岂明在同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针对徐志摩说陈西滢“忠贞”于女性一点,揭发了陈侮辱女学生的话:“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于是在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就发表有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共同对鲁迅进行攻击和诽谤。在陈西滢的这《几封信》中有两封《致岂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认“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一面又加以辩解,并且一再说“先生兄弟两位”或“令兄鲁迅先生”,把鲁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这《几封信》中还有一封题为《致志摩》的长信,内容全是对鲁迅的造谣和诬蔑,因此鲁迅写了这篇文章。 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逐渐右倾,无形解体。 指陈西滢给岂明的两封信中的第一信。参看本卷第209页注。 “暗中挑剔风潮”陈西滢攻击鲁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话。 参看本卷第80页注“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这是李四光给《晨报副刊》编者徐志摩的信中所说的话。详见本篇注“耳食之言”即传闻的话。语出《史记·六国年表序》。 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望勿“纠正”》一文。其中说古书的标点者“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知汪还健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将该文编入《热风》时,特于篇末作了订正。汪原放,参看本卷第306页注“刑名师爷”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判牍的幕僚,叫“刑名师爷”。一般善于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祸福。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因有“绍兴师爷”之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察见渊鱼者不祥”语见《列子·说符》:“周谚有言: 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察见渊鱼”,比喻窥见别人心中的“隐匿”;“不祥”,是指容易招来猜忌和祸患。 学理和事实这是陈西滢自我吹嘘的话。参看本卷第171页注“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这是对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话所作的概括。参看本书《有趣的消息》及其注毛厕这是陈西滢诬蔑女师大的话。参看本卷第80页注“人气”岂明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里曾针对陈西滢侮辱女学生的话说:“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西滢随即在《致岂明》中加以辩解,其中有“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这样的话。 发热陈西滢在《致志摩》的末尾说:“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 “逼死”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当天他就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内说到陈西滢本来是最厌恶副刊的;但“为要处死副刊”,反而赞成徐志摩来编《晨报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赵子昂(1254—1322)赵孟。肿影海荩ń裾憬庑耍┤耍榛遥曰碇啤9赜谒淼墓适拢宕馍洞蠊勐肌肪硎醴a登题赵孟《浴马图卷》中有这样的记载: “尝据床学马滚尘状,管夫人自牖中窥之,政见一匹滚尘马。” “悻悻的狗”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谩骂鲁迅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像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像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 “重女轻男”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闲话》中谈到女师大风潮时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法兰斯通译法朗士。参看本卷第66页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六日)连续发表两篇谈法朗士的《闲话》;徐志摩看到第一篇后,便在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中称赞陈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样“妩媚”,又说他学法朗士已经“有根”了。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收入论文集《坟》。 刀笔吏古代书吏在办理文书时,经常要使用刀和笔两种工具(用笔写在竹简或木札上,有误则用刀削去),所以秦汉时的书吏被称为刀笔吏;后来它又转为一般舞文弄法的讼师的通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为“刀笔吏”。 李四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一封给徐志摩的信,内容是关于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一事的声明。信末说: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 “粪车”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有到‘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秋士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请君入瓮”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载:“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 ‘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音乐》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耳《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暂署佥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傅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09页注。 盐谷氏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 《红楼梦》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森槐南(1863—1911)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 《汉魏丛书》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 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唐人说荟》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太平广记》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 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塞文狄斯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所记述的一个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会见一些爱读塞万提斯著作的法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会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塞万提斯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 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 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曹锟贿选参看本卷第66页注彭允彝参看本卷第159页注。“代表无耻”云云,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 云南起义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国民军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佩孚的一系;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张勋复辟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作者于七月三日与教育部别的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乱平后于十六日返部。 炸大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外。” “教训”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 “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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