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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三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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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三遍电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一个女读者”参看本卷第79页注。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李仲揆(1889—1971)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 ……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久已夫非一日矣”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女师风潮纪事》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 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 高仁山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陈西滢这篇《闲话》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说五卅惨案、沙面惨案还没有解决,又造谣说“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也没有人“反抗”,然后即说到“女师风潮”,讲了鲁迅所摘引的那些话。 弗罗特(S.Freud,1856—1939)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圣之时者也”孟轲赞美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 OttoWeininger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与性格》一书,攻击妇女,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刘百昭湖南武冈人,当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十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学生闻讯后即开会决议,坚决反对,并在教员中公举九人,学生中公举十二人,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务,于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所谓“女子大学”,于十九日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到校后即禁上校务维持会活动,并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将她们禁闭在报子街补习科中。“毛丫头”一语,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报》吴稚晖关于女师大问题的《答大同晚报》。该文篇末说:“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 张崧年河北献县人;当时教育部的编译员。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关于女师大问题的通信中说: “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罗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 “说不出气”诗文这是作者对当时某些随意抹杀别人作品,而自己实际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讽刺。参看《集外集·“说不出”》。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唐代韩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据《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拘幽操》是韩愈模拟文王的口气写的一首诗。 平政院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称,一九一四年置,直属于总统,是审理及纠弹官吏违法行为的机构。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Lermontov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氏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并发表宣言不承认她为校长。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整顿学风”,助长了杨的气焰,五月七日,杨以校长身份强行主持纪念国耻讲演会,遭到学生反对,九日,她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八月一日复带领武装警察到校,强令解散国文系三年级等四班,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 “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所载朱大柊的《听说——想起》一文中,称女师大为“某校”。又同期效痴的《可悲的女子教育》一文用OOO代指杨矣芎驼率款取* 两个相反的启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十八日《晨报》第二版曾刊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体育系紧要启事》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全体学生紧要启事》,声称“严守中立”,“并未参与”“本校风潮”云云。随后,三系学生在五月二十二日《京报》第二版登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哲学系、体育系启事》,声明驱杨是“全体同学公意”,对上述混淆视听的“冒名启事”予以揭露。 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京报》所载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紧要启事》和次日该报刊载的《杨荫榆启事》及杨以学校名义发的《女师大启事》。前一启事揭露了杨荫榆八月一日率领军警进校迫害学生的暴行,后两个启事则竭力为这一暴行辩护。 “停止饮食茶水”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带警入女师大》的报道。 “某籍”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某籍,指浙江。发表宣言的七人中有六人是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学国文系。参见《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Lermontov莱蒙托夫(M.P.QMRSTUVTN,1814—1841),俄国诗人。著有长诗《诗人之死》、《恶魔》及中篇小说《当代英雄》等。“我幸而没有女儿”,是《当代英雄》中一个人物说的话。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太平湖饭店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章士钊复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胡敦复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将该校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通告,寄给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发表。通告中有“许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校务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肉麻透顶的呈文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分润金款之利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或声明无表决权;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顿。” 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及其注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骗一口饭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城狐社鼠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土地庙,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 一徐谦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 二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 三吴敬恒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李煜瀛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易培基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顾兆熊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别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将冠冕堂皇的“整顿学风”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再写下去罢,计开: 七陈友仁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陈启修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刊》编辑。 九朱家骅北大教授。 十蒋梦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马裕藻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许寿裳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沈兼士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陈垣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马叙伦前教育次长,教育特税督办,现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北大讲师。 十六邵振青《京报》总编辑。 十七林玉堂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语丝》撰稿者。 十八萧子升前《民报》编辑,教育部秘书,《猛进》撰稿者。 十九李玄伯北大法文系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徐炳昶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一周树人教育部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 二十二周作人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副教授,《语丝》撰稿者。 二十三张凤举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讲师,《国副》编辑,《猛进》及《语丝》撰稿者。 二十四陈大齐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 二十五丁维汾国民党。 二十六王法勤国民党,议员。 二十七刘清扬国民党妇女部长。 二十八潘廷干二十九高鲁中央观象台长,北大讲师。 三十谭熙鸿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一陈彬和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三十二孙伏园北大讲师,《京报副刊》编辑。 三十三高一涵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 三十四李书华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五徐宝璜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六李麟玉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七成平《世界日报》及《晚报》总编辑,女师大讲师。 三十八潘蕴巢《益世报》记者。 三十九罗敦伟《国民晚报》记者。 四十邓飞黄《国民新报》总编辑。 四十一彭齐群中央观象台科长,《猛进》撰稿者。 四十二徐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 四十三高穰律师,曾担任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刘百昭事。 四十四梁鼎四十五张平江女师大学生。 四十六姜绍谟前教育部秘书。 四十七郭春涛北大学生。 四十八纪人庆大中公学教员。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 甲.改组两个机关: 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 2.清室善后委员会。 乙.“扫除”三个半学校: 1.中俄大学; 2.中法大学; 3.女子师范大学; 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 丙.扑灭四种报章: 1.《京报》; 2.《世界日报》及《晚报》; 3.《国民新报》; 4.《国民晚报》。 丁.“逼死”两种副刊: 1.《京报副刊》; 2.《国民新报副刊》。 戊.妨害三种期刊: 1.《猛进》; 2.《语丝》; 3.《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党同伐异”怕是不至于的,“睚眦之怨”或者也未必报。但是赵子昂的画马,岂不是据说先对着镜子,摹仿形态的么?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 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 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4.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 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 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这且待后来再说,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安居在东交民巷里”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单即见于《京报》。用“唯饭史观”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数人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了”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因见语堂的《翦拂集》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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