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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文言小说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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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文言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旧闻钞》序言〔1〕 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2〕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稗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 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 今年之春,有所枨触〔3〕,更发旧稿,杂陈案头。一二小友以为此虽不足以饷名家,或尚非无稗于初学,助之编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为此本。自愧读书不多,疏陋殊甚,空灾楮墨,贻痛评坛。然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而通卷俱论小说,如《小浮梅闲话》,《小说丛考》,《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辨》〔4〕等,则以本为专著,无烦披拣,冀省篇幅,亦不复采也。凡所录载,本拟力汰複重,以便观览,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浒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下有複重者,著俗说流传之迹也〔5〕;在《西游记》下有複重者,揭此书不著录于地志之渐也〔6〕;在《源流篇》中有複重者,明札记肊说稗贩之多也〔7〕。无稽甚者,亦在所删,而独留《消夏闲记》《扬州梦》各一则,则以见悠谬之谈,故书中盖常有,且复至于此耳〔8〕。翻检之书,别为目录附于末;然亦有未尝通观全部者,如王圻《续文献通考》〔9〕,实仅阅其《经籍考》而已。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校讫记。鲁迅。 ※※※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旧闻钞》。 《小说旧闻钞》,鲁迅辑录的小说史料集,初版三十九篇。前三十五篇是关于三十八种旧小说的史料,后四篇是关于小说源流、评刻、禁黜等方面的史料。其中附有鲁迅按语。该书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经作者增补,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2〕蒋瑞藻别号花朝生,浙江诸暨人。所著《小说考证》集录我国元代以来小说、戏曲作者事迹,作品源流及前人评论等资料,一九一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有拾遗,续编。 〔3〕今年之春,有所枨触现代评论派陈源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信,诬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在同年二月一日所写的《不是信》及其他文章中曾予以驳斥。“枨触”当指此事。 〔4〕《小浮梅闲话》关于小说、戏曲的笔记,清代俞樾著。附于所著《春在堂随笔》之后。《小说丛考》,考证小说、戏曲、弹词的著作,钱静方著。一九一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石头记索隐》,研究《红楼梦》的专书,蔡元培著。一九一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红楼梦辨》,研究《红楼梦》的专书,俞平伯著。一九二三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5〕《水浒传》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小说旧闻钞·水浒传》所辑明伏王圻《续文献通考》、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的材料中,重见罗贯中著《水浒》因而“子孙三代皆哑”的传说,鲁迅在案语中指出:王圻之说出于田汝成。《聊斋志弄》,文言短篇小说集,清代蒲松龄著。《小说旧闻钞·聊斋志异》所辑清代陆以湉《冷庐杂识》、倪鸿《桐阴清话》、邹弢《三借庐笔谈》和近人易宗夔《新世说》的材料中,重见王渔洋欲以重金购《聊斋志异》稿的传说;又《三借庐笔谈》、《新世说》的材料中,重见蒲松龄强执路人使说异闻的传说。《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集,清代纪昀著。《小说旧闻钞·阅微草堂笔记》所辑清代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易宗夔《新世说》的材料中,重见将《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误为七种的记载,鲁迅在案语中指出:易宗夔乃“承李元度《先正事略》之误”。 〔6〕《西游记》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小说旧闻钞·西游记》并录明代《天启淮安府志》、清代《同治山阳县志》关于吴承恩生平、著作的材料,后者未载《西游记》。鲁迅在案语中指出:“《西游记》不著于录自此始。” 〔7〕《源流篇》本篇所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梁章钜《归田琐记》等材料中,重见关于小说起源于宋仁宗“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的说法。鲁迅在案语中指出,小说“非因进讲宫中而起也,郎瑛说非,二梁更承其误。” 〔8〕《消夏闲记》即《消夏闲记摘抄》,笔记集,清代顾公燮著,三卷。《小说旧闻钞·金瓶梅》录其关于王世贞为报父仇而撰《金瓶梅》的传说一则。《扬州梦》,笔记集,清代焦东周生著,四卷。《小说旧闻钞·西游记》录其关于齐天大圣本系渔人之子,宋高宗时为大将军的传说一则。 〔9〕王圻字元翰,明代上海人,嘉靖进士。《续文献通考》,二五四卷,分三十门。续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记载南宋嘉定年间至明代万历初年的典章制度沿革。《经籍考》为其中一门,共五十八卷。

鲁迅既是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学风严谨和成果卓著的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具有中国学术传统特色的古典文献学领域,内容包括小说文献的辑佚、考证、校雠和整理,并利用这些文献建立内容翔实、体系完整的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中国小说史略》既是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考辨中国小说文献源流的学术专著,对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成就,指导古典小说文献的书目工作和文献资源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1〕 《小说旧闻抄》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迨《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浬重寻检之劳焉而已。而海上妄子,遂腾簧舌,以此为有闲之证,亦即为有钱之证也〔2〕,则軃腰曼舞,喷沫狂谈者尚已。然书亦不甚行,迄今十年,未闻再版,顾亦偶有寻求而不能得者,因图复印,略酬同流,惟于此道久未关心,得见古书之机会又日尟,故除录《癸辛杂识》〔3〕,《曲律》〔4〕,《赌棋山庄集》〔5〕三书而外,亦不能有所增益矣。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6〕,《金瓶梅》之原本〔7〕,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8〕,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录。所以然者,乃缘或本为专著,载在期刊,或未见原书,惮于转写,其详,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9〕。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之夜,鲁迅校讫记。 ※※※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联华书局再版的《小说旧闻钞》。 〔2〕海上妄子,遂腾簧舌指成仿吾等对鲁迅编印《小说旧闻钞》的评论。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并说:“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又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引用成仿吾的话后说:“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3〕《癸辛杂识》笔记集,共六卷,南宋周密著。《小说旧闻钞》再版时,在“水浒传”篇补入此书所录的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 〔4〕《曲律》戏曲论著,四卷,明代王骥德著。《小说旧闻钞》再版时,从此书采录关于《绣榻野史》、《闲情别传》及其作者吕天成的材料,增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一篇。 〔5〕《赌棋山庄集》即《赌棋山庄文集》,七卷,清代谢章铤著。《小说旧闻钞》再版时,从此书采录《花月痕》作者魏子安墓志铭,增加“花月痕”一篇。 〔6〕《三言》之统系《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书。前二种国内久已失传。一九二六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和《关于明之小说三言》中,根据日本内阁文库汉书珍本及宫内省图书寮《舶载书目》,介绍了《三言》的篇目和版本等情况,阐明了它们的系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上海生活书店将日本蓬左文库所藏明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和内阁文库所藏明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收入《世界文库》出版。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天许斋刊本《喻世明言》排印出版。 〔7〕《金瓶梅》之原本《金瓶梅》,明代长篇小说,一百回。关于该书作者,不少人臆说为嘉靖间江苏人王世贞。一九三三年国内发现了明代万历版《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中称作者为“兰陵笑笑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词话》被发现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8〕《续录鬼簿》一卷,续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而作,载元明杂剧作者小传及作品目录。无作者题名,一般以为明代贾仲明著。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元末明初太原人,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加工写定者。关于他的籍贯生平,历来说法不一。自发现《续录鬼簿》中所记罗氏生平事略以后,有关争论基本得以解决。 〔9〕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月北京《孔德月刊》第一、二期载有他译述的盐谷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他又作有《录鬼簿新校注》,包括《录鬼簿续编》,后来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一至第五期。郑振铎于一九三三年七、八月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七、八号发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介绍了《三言》发现的情况;又于同年七月以郭源新的笔名在《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新发现的《金瓶梅词话》“是原本的本来面目”,并考证了它的作者、时代等问题。

摘要:《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方法经历了由单一到复合的过程。本文从《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因素、思想内涵、狐鬼形象、叙事风格、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五个方面对近十年《阅微草堂笔记》的学术研究作了回顾。吴波在《纪昀家世及其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中对现存最详尽的《景城纪氏家谱》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纪昀思想观念的形成和价值观念的确立明显地受到家族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在李忠智会长的带领下,搜集文献,考辨实物,研究文本,率先编辑出版纪昀的研究专刊《纪晓岚研究》,在纪昀及《笔记》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5]吴波.《花王阁剩稿》对研究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的文献价值[J].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古典小说;目录学

纪昀;草堂笔记;小说;阅微;创作;研究;叙事;吴波;继承;影响

摘要:鲁迅既是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学风严谨和成果卓著的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具有中国学术传统特色的古典文献学领域,内容包括小说文献的辑佚、考证、校雠和整理,并利用这些文献建立内容翔实、体系完整的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中国小说史略》既是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考辨中国小说文献源流的学术专著,对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成就,指导古典小说文献的书目工作和文献资源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摘 要: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方法经历了由单一到复合的过程。本文从《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因素、思想内涵、狐鬼形象、叙事风格、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五个方面对近十年《阅微草堂笔记》的学术研究作了回顾。

关键词: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古典小说 目录学

关键词: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学术综述

1 引言

关于鲁迅,最简洁的评价莫过于“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这两个称呼相对应的内容是他的小说与杂文。作为学者的鲁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则显得相对陌生,但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以至更远的将来,都有着与他在思想和文学领域相同的巨大影响力。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笔记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出自清代鸿儒纪昀之手。《笔记》最早的评论见于清人的序跋题识,早期的评论主要着眼于它的“劝惩”教化功能。直到辛亥革命,研究纪昀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轶闻趣事的文章才开始见诸于报刊。对纪昀文学成就研究的文章也明显增多,其内容涉及到他的文学观念、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等各个方面。

由于所处时代和师承关系,鲁迅的学术研究沿着乾嘉学派“朴学”的路数展开。乾嘉学派做学问的特色是注重文献广泛而精审的收集,史料的严责慎取,注重学术的传承流变,最终形成严谨的学术体系和准确的学术结论。乾嘉学派是对宋明学术阐述命理心性、为圣贤代言的疏阔学风的改变,严谨扎实的学术方法培育造就了一批具有古典文献训读色彩的学术大师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方法一经产生,就成为中国学术界优秀的学术传统,与现代西方科学研究注重逻辑和实证方法相契合。[1]民国时期,一大批重量级学术大师的产生,既得益于西方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引进,也得益于乾嘉学派学风的熏陶。

二十一世纪以来,《笔记》的价值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呈现出比较繁盛的局面。中国期刊网上,近十年关于《笔记》的研究就有140余篇之多,其中有许多学术论文涉及社会、医学、法学等交叉学科。本文从中摘录了具有代表性的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将近十年对《笔记》的研究分为《笔记》的创作影响因素、思想内涵、狐鬼形象、叙事风格、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五个方面,并且选取了每个方面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到三篇做着重分析。

民国时期的学界领军人物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人都是乾嘉学派学术方法的继承和广大者。在晚清文化环境中成长的鲁迅自然而然地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他出生成长的晚清学术环境使然;其次是一大批同时代极具学术影响力学者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他的影响;第三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晚清乾嘉学派大师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2 ]鲁迅学术研究成果的主体仍属传统学术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献学领域,研究的内容则是被传统学派界视为“饰小说以干县令”、“不本经传,背于儒术”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流变历史,产生了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古小说研究系列成果。

一、《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因素

鲁迅之前,就多有文人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过研究,《中国小说史略》一出,即现“一览众山小”之效。胡适先生对鲁迅的这一研究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3]鲁迅关于古代小说历史的研究,不仅限于对古小说史的系统梳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古代小说创作和作品的评论,也足以傲立千古。如先生在评价《红楼梦》时曾经指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用简练精彩的艺术语言高度概括了《红楼梦》多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一语中的,指出了该书的思想本质和艺术缺陷。[4]

近几年,关于《笔记》创作的影响因素这一问题,做了较多工作的是吴波。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论述了影响《笔记》的因素。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价值的认识,大多集中在中国小说流变史、社会文化发展史和鲁迅思想发展史几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鲁迅的认识逐渐全面,图书馆学文献学界也加入了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进行讨论的行列之中,其中围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展开的大量文学文献研究活动,成为图书馆文献信息学者们探讨鲁迅学术活动的重点。[5]

吴波在《纪昀家世及其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中对现存最详尽的《景城纪氏家谱》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纪昀思想观念的形成和价值观念的确立明显地受到家族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纪氏家族中,对纪昀创作影响较大的有他的高祖纪坤,他著有《花王阁剩稿》一卷。据吴波统计,《笔记》共一千一百余则,其中涉及到族人事迹或来源于族人的就达到二百余则,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在素材来源上占据首位。

2 鲁迅围绕《中国小说史略》展开的学术研究

纪昀历来鄙弃小说,却在晚年以持续十年的时间写作《笔记》。对这一问题,前人各有解释,而吴波在《纪昀的晚年心态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中认为这与他晚年的心态直接相关。吴波结合乾隆末期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纪昀晚年面临的心理压力以及孤寂伤逝感情的交织,得出结论,即晚年身居高位的纪昀一直处于清廷错综复杂的矛盾旋涡之中,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因此,纪昀只能日逐搜奇记异、追录旧闻,藉此以消磨时光,聊以自慰。这也是影响纪昀创作《笔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吴波在《纪昀的西域谪戍生涯及〈阅微草堂笔记〉反映西域风土人情的特点》还指出,乾隆三十三年,纪昀因为“漏言”被谪贬至西域乌鲁木齐。因此,纪昀的《笔记》也多方面地展示了西域的风土人情。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先生学术研究活动的结晶,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立足于小说史自有其深意。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多以政治权谋做为学术思考的中心,精研宣播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圣经贤传”成为主流社会提倡和学术界推崇的高端学问。[6 ]即使至今为国人欢呼称颂的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绝大多数流派还是沿着“经世治民”的路子展开,其思想充满着正襟危坐的“治人君子”相,极少有自由灵动的艺术浪漫。有关儒家“经世治民经典”和具有“资治”价值依附于儒家经传研究的正史研究,才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正途”和主流,其他类型的研究和创作都是小道异端。从事于这些小道异端的人,自然属于旁门左道,其人和劳动的成果也就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这种儒家独大的“经传”研究的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儒家经典及资治类正史的研究是一锅炒了二千多年的陈饭,已无多少新意可以追寻。对追寻思想自由、人格尊严与人性解放,走在时代前列的鲁迅而言,把自己的学术眼光投向那些最贴近民间,抒发作者内心真实感受,表达作者性灵特质的古代小说,是他最恰当的选择。这也就是鲁迅选择中国古代小说作为自己学术研究重点的原因所在。[7 ]

二、关于《阅微草堂笔记》思想内涵的研究

自汉以来,考镜学术源流在大多数时段被学术界奉为学术研究的圭臬,这种方法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顶峰。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注重学术师承和文献的准确全面、考辨文献真伪和文献源流、条分缕析最基本的知识单元,最后根据这些高质量的学术劳作的结果,得出经得起多方检验的学术结论。这种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是我国古代非常优秀的学术传统。[8]围绕《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从思想演变到文献传承,整个研究过程和著作表现出强烈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近年来,有人提出《笔记》在创作主旨上与《红楼梦》、《聊斋志异》有共通之处。其实不然,《笔记》尽管“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1],个别篇目也有性情之论,但其主要思想倾向是迎合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意图,体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思想观念。

2.1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宣扬孝悌节烈等封建伦理思想,是《笔记》的主要思想内涵。将这一问题探讨的比较全面的是韩希明,他将《笔记》的封建伦理思想分为家庭、职业、生态三个方面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探讨。而且,他还单独撰写了《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对文人的伦理批判》、《试析〈阅微草堂笔记〉女性伦理思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阅微草堂笔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试论〈阅微草堂笔记〉中文人的精神底色》等文章对《笔记》的封建伦理思想进行分析。

有小说作品出现,就产生了对小说本身的评论和研究。庄周“饰小说以干县令”,是最早的小说研究,意即以华美不经的语言博取名誉,是庄周对小说的定性,实乃今人所指的“花言巧语”。所以鲁迅指出:“按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顾不同。” [9 ]尽管鲁迅指出庄子所说的“琐屑小说”非后世所说的“小说”,但从后世“小说”所受的待遇来看,仍然逃脱不了“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比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从属于宏大论说地位的命运。《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不载后世所说的“通俗小说”,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在主流文化掌控者眼中,始终处于“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下流地位。正因如此,导致了主流学界对小说类作品的歧视,自然就极少有高水平的专家对其做系统深入的研究。直到“五·四”时期,随着新思想新学术的涌入,学者们全面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热情才空前高潮,其中卓有成效者有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胡适、周作人、吴梅、鲁迅、黄侃、刘半农、郑振铎等,他们都是在当时文化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学界领路人。其中胡适、郑振铎和鲁迅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成就突出,鲁迅的成绩更是独步空前。胡适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重在经典名著的考据评论,郑振铎的研究重在作品的版本流传和珍贵稀见作品的研究。鲁迅的古小说研究则起自《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小说家类所语之属”,网罗魏晋神异传说、笑林世语、唐代传奇、宋元志怪话本、明代三言拍案,直至明清各类小说无不包罗,用典雅畅达的语言叙史论艺,使其著作成为开山史传名著的同时,又避免了后来许多同类史传著作枯涩僵直的缺点,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揭示当时所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抨击假道学,强调言行一致、躬行实践,是《笔记》的又一主要思想内容。对此,鲁迅评价道:“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还说:“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2]吴波在《“康乾盛世”下的“浮世绘”——〈阅微草堂笔记〉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批判》中将《笔记》的思想内涵分了官僚体制的黑暗与腐朽、人心之狙诈与权变、人情冷酷与世态炎凉三个方面来论述。另外,对于《笔记》的文化意蕴,吴波在2O0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研究》中分“彰显圣人‘神道之教’的创作动机与矛盾的鬼神观、天命论”、“客观辩证的认识论与审时度势、圆融顺变的处世哲学”、“攻扞‘道学’与对程朱理学的修正”、“世俗人间与狐界鬼域:批判现实及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情与无情:亲民与恪守礼教的二律背反”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

2.2空前的小说资料的稽古钩沉,在深埋的史料矿藏中探寻古小说的微金碎玉,锤炼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有机体系

以儒为本,佛、道辅之的“三教合一”论,也是《笔记》的主要思想内涵之一。蒋小平在《雍容?有益人心?儒道佛整合——〈阅微草堂笔记〉之三层解读》中运用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解读《笔记》,指出《笔记》是由声音、意义层面体现出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之风格,形象、观念层面则以“有益人心”为主旨,作品含混蕴籍的深层次原因是支配纪昀思想准则的儒道佛冲突和整合。韩希明也指出“作者看重的是宗教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奉儒教为至尊,以佛教和道教为其补充,但绝不排斥和贬低佛教和道教。”[3]

与儒、道、法、墨等学派的高头讲章为世人所看重相比,从先秦经魏晋隋唐,直至宋元明清,古小说在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中,一直处于卑微低下、默默无闻的底层,也导致了隋以前古小说经历漫长岁月的消磨之后,绝大部分作品的消佚。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至梁时仅存《青史子》一篇。到隋朝时,《青史子》也消失不见。在这种状况下系统研究古小说近乎无米之炊。尽管当时已经有马国翰《玉涵山房辑佚书》之类的著作包含了一些古小说资料,但无法满足对中国小说史做整体研究的史料要求,为了彻底摸清古小说的真实状况,鲁迅展开自己的资料辑佚工作。

三、关于《阅微草堂笔记》狐鬼形象的分析

鲁迅对古小说资料的辑佚工作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首先是对隋代以前的古小说资料进行辑佚,耗时三年,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玉烛宝典》、《北堂书钞》、《法苑珠林》等文献辑得自周代《青史子》至隋代《旌异记》等古散佚小说36种、1400多条,近20万字,奠定了隋前小说研究的文献基础,后题以《古小说钩沉》之名出版。[10]

《笔记》中涉及“狐”形象的作品达到一百三十余篇,而且这些“狐”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关于《笔记》狐鬼形象的研究也呈现了不断增长的趋势。

唐宋时期古小说散佚文献则辑自《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青琐高议》、《百川学海》、《说郛》、《文房小说》、《琳琅秘室丛书》、《沈下贤文集》等书,共辑得古小说45篇,17万字,题以《唐宋传奇集》之名出版。一书在手,唐宋传奇类小说的状况了然于心。[11]

吴波在《〈阅微草堂笔记〉“狐”形象的文化意蕴及其审美特征》中进行了初步统计后指出,《笔记》涉及到狐仙的故事达到一百三十余篇之多。吴波除了用纵向比较的方法,对历代写狐小说和《笔记》的文本进行比较,论述了《笔记》中“狐”形象的鲜明个性以外,还指出《笔记》中“狐”形象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明清文言小说“狐”形象的文化内涵存在着有意的颠覆意识并试图建构新的人狐关系。在《笔记》中,纪昀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来抑制情感的泛滥,将写“狐”小说的结局设置得并不美好,完全打破了文人所企慕的人狐相恋的那种浪漫的传统模式。纪昀以人狐的相敬如宾抹去了人狐相交的功利色彩,以理性代替了情感的泛滥,以浓郁的文化气息矫正了文人对色欲的满足,表现了纪昀的苦心孤诣。

宋元以后的小说资料一是循着蒋瑞藻《小说考证》提供的路径追索原文,详细比对,达到去缪存真的效果,二是从《续文献通考》、《淮安府志》、《十驾斋养心录》等92种史书、地方志、笔记、诗话、书目中“凡之涉猎故记,偶得就问,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移写。”共辑出古小说41种,凡14万字,题名以《小说旧闻钞》出版。[12]

李永泉亦持此说,他将纪昀的写狐小说的特征归纳为反“艳遇”[4]。除此之外,李永泉在《〈阅微草堂笔记〉的媚狐小说》中分析了《笔记》中所描写的媚狐形象,认为纪昀写的媚狐小说与传统的小说有很大不同在于写出了媚狐由恶向善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标志着传统媚狐自赎的实现。

以上《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首座学术丰碑。它们包含涉及的古小说是古代小说文献的精华,但绝不是鲁迅辑录整理古小说文献的全部内容,还有许多文献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公开面世,是一件令学术界感到遗憾的事。许多后来者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弥补了这一缺憾。[13]

四、关于《阅微草堂笔记》叙事风格的研究

2.3品藻作品艺术,考镜学术源流

关于《笔记》创作特色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多的部分。《笔记》利用化虚构为见闻的叙事手法,故事简约明晰而又摇曳生姿,展现了清代笔记小说更为正统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小说史略》既是对中国小说流变历史的客观梳理,也是对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艺术特色和内涵的高水准的系统揭示。鲁迅之前,“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又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制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14]这既是当时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现状,也是推动鲁迅系统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动力。“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古小说研究基本上是对个别作品零散的点状语录体的研究,难以看清中国古小说发展历史的整体面貌。《中国小说史略》和《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小说旧闻钞》四部著作的面世,彻底廓清了笼罩在中国古小说之上的迷雾,使雄奇瑰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面貌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胡适先生对《中国小说史略》“开山之作”的评价是中肯的。

关于《笔记》的叙事风格这一问题,陈文新的观点是比较新颖的。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中认为《笔记》在题旨上鄙视艳遇故事,在叙事上反对过度虚构,叙述服务于议论,用简淡数言的方式陈述故事梗概,它与传奇小说的区别是鲜明的。陈文新通过分析,认为《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由此切入,结合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其他重要作品,得出结论,《笔记》的重要性可与《史记》、《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

《中国小说史略》既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小说史,也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评论专著。如论及自晋迄隋志怪之书大兴的原因之一是“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神怪仙佛之作“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一语道破当时志怪神佛作品产生的根源(《中国小说史略》,以下引文未标出处者均系引自《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笑林》之属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诡奇,下至缪惑,亦至一笑”,那种“举非为,显纰缪”,不合逻辑的夸张与谐谑,不啻为疗心之良方。唐传奇则虽因循着六朝志怪“搜奇记异”的旧路,却达到了“叙述婉转,文辞华丽”的艺术佳境,那些“留存于《太平广集》中者,是唐代特绝之作也”。宋人志怪创作成绩平平,在保留前代小说文献则厥功至伟,“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至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三书共同构成了宋以前古代小说的宝库。宋元二代小说创作数量繁盛,“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世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可言矣。”宋元传奇虽逊于唐代,却兴起了以话本为据,任由讲说者发挥表演的平话,抑或所谓的“话本”。“话本”虽无隋前古小说之古趣,亦无唐传奇之奇伟瑰丽,却以语言直白、情节生动、贴近生活的特征,得到大众的喜爱,是小说艺术大规模、市场化走向民间的开端,为明清时期小说作品登上古小说的高峰打下了坚实基础。

杨子彦在《化虚构为见闻——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特点》中认为,笔记小说发展到了清代,已近穷途末路,穷则生变。其中,《聊斋志异》以笔记体写传奇,一书而兼二体,代表了“明变”的一方;《笔记》则代表了“暗化”的一方,保持笔记小说固有的文体特征,同时推陈出新,借助鬼狐来表现密语等隐秘内容,从而化虚为实,有意写实。这些连同反对凭空虚构、人为制造偶然性等,共同构成了纪昀《笔记》在叙事上比较突出的特点。这种变化,体现了清代笔记小说更为保守和符合正统观念的一种发展和变革。

如享有盛誉的《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在宋元众多三国“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参以陈寿的《三国志》,进行二次创作的产物。从《西游记》、《水浒传》到清代的《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都是循着这条道路,成为脍炙人口,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小说名著。鲁迅先生对他们的评论也成了人们认识这些名著的标准,最著名者为评论《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矣。”这可能就是刘备、诸葛亮政治地位在关羽之上,在民间的影响力反而在关羽之下的原因。胡适先生说《西游记》“虽属变换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写神魔更状世人,鲁迅认为这是对《西游记》最准确的评论。至于至今处于半开半禁状态的《金瓶梅》,则“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换之情,虽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短短百字评论,囊括全书主旨。后世多数读者和评论者“就文辞与意象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事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多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其实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形象写照,社会糜烂而作品辉煌,悲剧才具有震撼力,否则《金瓶梅》不可能千古流传。“史载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皇帝服春药寻刺激,小人进秘方搏富贵,民间大力跟进,好淫吃药,官商勾结,西门庆一身代表了明代社会的全部,时代风尚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金瓶梅》是对明晚期社会现实的艺术化再现,给它戴上“淫书”的恶帽,只不过反映后人的无知与偏见罢了。从《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到晚清讽刺小说,鲁迅先生都有至评,篇幅所限,难以尽言。

五、关于《阅微草堂笔记》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3 古小说书目掠影

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是《笔记》创作的直接源头。纪昀在创作的过程中,继承了魏晋六朝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的优长之处,追求晋宋笔记小说“简澹数言,自然妙远”的风格,同时推陈出新,小说篇幅短小,叙述结构简单,但更讲究章法,更富有韵味,形成了具有自己审美特质的艺术作品。

古小说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和《小说旧闻钞》既是对这类文献的梳理,也为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收集此类文献建立了按图索骥的一个科学的书目。这也是鲁迅先生古小说研究的又一重意义之所在。

《笔记》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这个问题,吴波在《追踪晋宋踵事增华——〈阅微草堂笔记〉》中分了两个方面论述。首先,通过统计学中的定量方法对《笔记》摭取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中素材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合纪昀自身对之前小说的研究,指出了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是《笔记》创作的源头。其次,又将《笔记》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与发展分为创作动机的差异及思想内容的高下之分、体制及艺术技巧的轩轾之别两个方面。从而得出结论,小说充分体现出了纪昀对前代文学成果的继承,同时更显示出他本人可贵的艺术创造力。

3.1中国古代史家书目对小说的反映概览

关于《笔记》继承的研究,吴波认为纪昀的思想观念及《笔记》的部分素材源于其高祖纪坤遗留下来的一部诗歌残集《花王阁剩稿》[5],这是较为新颖的观点。作者首先对纪坤其人以及《剩稿》中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指出《剩稿》反映出纪坤反对空疏清谈、争门立户,讲求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由此可以寻觅到纪昀在《笔记》中反对宋儒空谈、提倡“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的思想渊源。此外,《笔记》中有对《剩稿》诗歌的直接引用。因此,《剩稿》对于研究纪昀及其《笔记》的创作不仅具有文献价值,同样也具有理论意义。

中国远古文献经秦始皇燔灭,损毁惨重,到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典籍,总群书作《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因循《七略》,记录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卷,首次为小说入官家之目。晋代荀勖撰《中新经薄》,除《燕丹子》外已无晋以前之小说,而更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唐长孙无忌、魏征撰《隋书·经籍志》除类列变化之外,仍是因循《中新经薄》。宋代曾公亮、欧阳修等人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大增,多为晋隋以来之书,讲因果者九家七十卷,多为转自前代史部杂传类;记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增益唐人著作多部。“元修宋史多从《新唐书》,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明人记载小说杰出之书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该书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类,基本包含了古人所言的所有小说。[15]清代纪昀奉敕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对小说的认识,还是坚持庄子“叙述杂事,记录逸闻,缀记琐语”的观点,将宋以来大量小说作品拒斥于官家书目之外。一些民间书目虽然有所收录,但小说始终未能进入官家最权威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的法眼,真实地反映了元明以来,尤其是清代主流社会对小说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的界定。[16]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的成果是非常难得的。比如,在纪昀的故乡——河北沧州组织成立了“纪晓岚研究会”。他们在李忠智会长的带领下,搜集文献,考辨实物,研究文本,率先编辑出版纪昀的研究专刊《纪晓岚研究》,在纪昀及《笔记》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3.2先秦至汉代的小说书目

近十年对《笔记》的研究轨迹大致如此。从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学者们在版本整理、文献资料的发掘、纪昀生平事迹以及文本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如果将其与同时代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的深度抑或研究的广度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对于《笔记》的研究目前尚留下了许多空白点,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深入细致研究。

《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

先秦至汉代小说一直未出神异、杂说、琐言的范畴,至民初已经散佚难觅,经鲁迅先生精心辑佚,共获存世该时期真实可靠的古小说36种,题名《古小说钩沉》出版,收集了隋以前绝大部分古小说,含《青史子》、《裴子语林》、《郭子》、《笑林》、《俗说》、《小说》、《水饰》、《列异传》、《述异记》、《神怪录》、《齐谐记》、《幽明录》、《谢氏鬼神列传》、《殖氏志怪记》、《集灵记》、《汉武故事》、《娘记》、《异闻记》、《玄中记》、《陆氏异林》、《曹毗志怪》、《旌异记》等。由于古小说散见多处,鲁迅先生辑佚亦有少量遗漏,但不为大碍。鲁迅先生的开山之功,无可替代。[17]

参考文献:

《山海经》十八卷撰者无考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14.

基于对小说定义的理解不同,鲁迅先生未将古人列入“地理类”的《山海经》视作小说。从该书所载的内容看,大多为神异难觅、荒诞不经、无可求证之事物,归如小说类远比归入地理类更为合理,也将使此一时期小说文献的面貌更为完整。

[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46.

3.3非汉人所著的“汉代小说”

[3] 韩希明.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宗教观[J].南京社会科学,2003.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其原因在于“文人好呈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仅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道尽古代伪书产生的根源。此外,托古之名销售新书也是古今书商牟利的一种手段。

[4] 李永泉.《阅微草堂笔记》写狐小说反“艳遇”特征[J].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6.

《神异经》一卷东方朔撰

[5] 吴波.《花王阁剩稿》对研究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的文献价值[J].中国文学研究,2003.

《十洲记》一卷东方朔撰

名记十洲,诞漫不经,模仿《山海经》的痕迹十分明显。从《山海经》流传的过程看,此书当为晋以后方士修道者所撰,也可反证《山海经》归于古小说之列。

此外,还有《汉武帝故事》、《汉武洞冥记》、《汉武帝内传》、《西京杂记》、《飞燕外传》、《杂事秘辛》等佚名作品,都是托名汉代学人术士的古小说作品。

3.4六朝小说概目

中国自远古就有泛信神巫术的传统,到秦汉时又大兴极具巫术色彩的神仙术士之风和谶纬天命之论,加上佛教及其灵异化现内容的传入,共同推动了六朝文化中神鬼弥漫的倾向,“故自晋迄隋多鬼神志怪之书。”

《列异传》曹丕撰或张华撰

《博物志》十卷张华撰

其书今存。鲁迅认为,该书“乃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意,不能副其名。”也有可能为张华之后好事者缀辑而成。

《搜神记》二十卷干宝撰

《搜神后记》十卷陶渊明撰

《异苑》十卷刘敬叔撰

此外,还有《灵鬼志》、《甄异传》、《述异记》、《志怪》、《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旌异记》等,都收录一些有关佛教神鬼的述引之文,可见原作之一斑。

《冤魂志》三卷颜之推撰

汉代末年士流注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佛老之说大兴,除却治世枭雄之外,士流轻蔑世间成法,力主出世玄虚与品格高洁之论,其时小说多为“残丛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脱却神怪范畴,已显娱乐心智之效。

《笑林》三卷邯郸淳撰

该书今存二十余篇,其特点是所言“举非为,显纰缪”,呈现出逻辑上的不合理,类似于今日之“笑话集”。其后此类书籍多有编撰,如《解颐》、《启颜录》、《笑林》、《轩渠录》、《谐史》、《开颜集》等,此类书籍元明以来又出现过十余种,纯为笑谑之作,已无多少新意。

《世说新语》三卷刘义庆撰

原书八卷,今存三卷,原名《世说》,后人为避免与刘向《世说》相混淆故加“新语”二字以区别之。 “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是该书的最大特色。这种言行风格也表达了后汉魏晋以来士子阶层崇尚语言玄妙、人品高洁的文化取向。此后仿作者颇多,有《续世说》、《续世新书》《佚》、《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史说新语》等,到清代又有《玉剑尊闻》、《明语林》、《汉世说》、《女世说》、《僧世说》、《今世说》、《说铃》等作品,民国也有数部仿《世说》作品,以易宗夔的《新世说》最为突出。

3.5唐代传奇书目序

唐代传奇仍是以往搜奇记异类作品的延续和发展,较之先前作品的粗记梗概和用辞质拙,显示出了情节跌宕起伏、词语温婉华丽的特点,后世定义小说的元素基本具备。唐传奇是中国小说走出“搜奇记异”,以“残丛小语”“记鬼神明因果”的原始状态,走入了刻意创作,表达艺术才能和所思所想的艺术新境。唐传奇成为以后长达千年的艺术创作的丰厚沃土,直至元明众多作家或以其作品为素材二次创作,或以其手法创制新文。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史上创作与作品的又一座丰碑。

唐传奇开山作者为隋唐间人王度,其作品《古镜记》,自述得一古镜,治鬼驱邪神异非常。《补总江白猿传》作者不详,说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之父欧阳迄率军南征,其妻为猿猴所劫,获救后生子欧阳询貌肖猿猴,开小说詈人诬人之先河。与此后之《游仙窟》、《枕中记》、《湘中怨》、《异梦录》等作品相同,内容与手法不脱六朝志怪旧窠,亦是唐初传奇的一大特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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