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思想驳杂的徐志

- 编辑:云顶娱乐网站 -

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思想驳杂的徐志

  这回我不撒谎,不打隐谜,不唱反调,不来烘托;我要说几句,至少我自己信得过的话,我要痛快的招认我自己的虚实,我愿意把我的花押画在这张供状的末尾。
  我要求你们大量的容许,准我在我第一天接手《晨报副刊》的时候,介绍我自己,解释我自己,鼓励我自己。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煨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只有信生病是荣耀的人们才来不知耻的高声嚷痛;这时候他听着有脚步声,他以为有帮助他的人向着他来,谁知是他自己的灵性离了他去!真有志气的病人,在不能自己豁脱苦痛的时候,宁可死休,不来忍受医药与慈善的侮辱。我又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在这生命里到处碰头失望,连续遭逢“幻灭”,头顶只见乌云,地下满是黑影;同时我们的年岁、病痛、工作、习惯,恶狠狠的压上我们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无形中嘲讽的呼喝着,“倒,倒,你这不量力的蠢才!”因此你看这满路的倒尸,有全死的,有半死的,有爬着挣扎的,有默无声息的……嘿!生命这十字架,有几个人抗得起来?
  但生命还不是顶重的担负,比生命更重实更压得死人的是思想那十字架。人类心灵的历史里能有几个天成的孟贲乌育①?在思想可怕的战场上我们就只有数得清有限的几具光荣的尸体。  
  ①孟贲乌育,通译墨尔波墨涅,希腊神话中专司悲剧的文艺女神。在近代西方作品中,墨尔波墨涅有时用作“戏剧”的代名词。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絷。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崛强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这样的深彻。
  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的业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沈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②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①翡冷翠,通译佛罗伦萨。
  ②Martyrs,英文“殉难者”、“烈士”(加s为复数)。 

  我不敢非分的自夸;我不够狂,不够妄。我认识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它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不是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东西,不是纸糊的老虎,摇头的傀儡,蜘蛛网幕面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我不来问他要,是我的懦怯;他拿不出来给我看,是他的耻辱。朋友,我要你选定一边,假如你不能站在我的对面,拿出我要的东西来给我看,你就得站在我这一边,帮着我对这时代挑战。
  我预料有人笑骂我的大话。是的,大话。我正嫌这年头的话太小了,我们得造一个比小更小的字来形容这年头听着的说话,写下印成的文字;我们得请一个想象力细致如史魏夫脱①(Dean Swift)的来描写那些说小话的小口,说尖话的尖嘴。一大群的食蚁兽!他们最大的快乐是忙着他们的尖喙在泥土里垦寻细微的蚂蚁。蚂蚁是吃不完的,同时这可笑的尖嘴却益发不住的向尖的方向进化,小心再隔几代连蚂蚁这食料都显太大了!  
  ①史魏夫特,通译斯威夫斯(1667—1745),英国作家,杰出的讽刺大师,代表作为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着烦,只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得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Cbido①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见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六臂的!

  我不来谈学问,我不配,我书本的知识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年轻的时候我念过几本极普通的中国书,这几年不但没有知新,温故都说不上,我实在是孤陋,但我却抱定孔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决不来强不知为知;我并不看不起国学与研究国学的学者,我十二分尊敬他们,只是这部分的工作我只能艳羡的看他们去做,我自己恐怕不但今天,竟许这辈子都没希望参加的了。外国书呢?看过的书虽则有几本,但是真说得上“我看过的”能有多少,说多一点,三两篇戏,十来首诗五六篇文章,不过这样罢了。
  科学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最简单的物理化学,都说不明白,我要是不预备就去考中学校,十分里有九分是落第,你信不信!天上我只认识几颗大星,地上几棵大树!这也不是先生教我的;从先生那里学来的,十几年学校教育给我的,究竟有些什么,我实在想不起,说不上,我记得的只是几个教授可笑的嘴脸与课堂里强烈的催眠的空气。
  我人事的经验与知识也是同样的有限,我不曾做过工;我不曾尝味过生活的艰难,我不曾打过仗,不曾坐过监,不曾进过什么秘密党,不曾杀过人,不曾做过买卖,发过一个大的财。
  所以你看,我只是个极平常的人,没有出人头地的学问,更没有非常的经验。但同时我自信我也有我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不曾投降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
  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我人是在这社会里活着,我却不是这社会里的一个,像是有离魂病似的,我这躯壳的动静是一件事,我那梦魂的去处又是一件事。我是一个傻子,我曾经妄想在这流动的生里发现一些不变的价值,在这打谎的世上寻出一些不磨灭的真,在我这灵魂的冒险是生命核心里的意义;我永远在无形的经验的巉岩上爬着。
  冒险——痛苦——失败——失望,是跟着来的,存心冒险的人就得打算他最后的失望;但失望却不是绝望,这分别很大。我是曾经遭受失望的打击,我的头是流着血,但我的脖子还是硬的;我不能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精神,更不能让厌世的恶质染黑我的血液。厌世观与生命是不可并存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我决不容忍性灵的颓唐,那是最不可救药的堕落,同时却继续躯壳的存在;在我,单这开口说话,提笔写字的事实,就表示后背有一个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没破绽的信仰;否则我何必再做什么文章,办什么报刊?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感受人生遭遇的痛创;我决不是那童呆性的乐观主义者;我决不来指着黑影说这是阳光,指着云雾说这是青天,指着分明的恶说这是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这正应得加倍的激动我们寻求光明的决心。前几天我觉着异常懊丧的时候无意中翻着尼采的一句话,极简单的几个字却涵有无穷的意义与强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纵横与山川的经纬,在无声中暗示你人生的奥义,祛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我那时感受一种异样的惊心,一种异样的澈悟:——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①Libilo,通译里比多,心理学名词。 

  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
  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
  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模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溜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所以我这次从南边回来,决意改变我对人生的态度,我写信给朋友说这来要来认真做一点“人的事业”了。——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散文的魅力之一,在于它的真实,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体验。百味人生,经散文家的妙笔,都能使人如嚼槟榔,孜孜品尝。可以说,没有哪种文体再象散文的写作,敞开心扉,更是对着自己慢慢道来,读者在何处已无足轻重了;加上大多是情感、冲动使之,理念的动力多少变得有些苍白。正是这样,散文方原滋原味,令人着魔不已。
  人类从荒昧中走出,自有文明以后,就开始掩饰自己的身躯和心灵,进步的同时,掘出了人类相互隔膜的鸿沟,从此,渴望理解和理解他人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欲念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遥望悠悠文学长河,卢梭的《忏悔录》是震憾灵魂的,它以坦露灵魂的勇气和真诚,在文学史上放射着异彩,可见自剖者永恒的意义。
  沐浴着散文美学真实的光芒,带着对人类潜在渴求沟通的欲望的诱惑,徐志摩的《自剖》成为一篇隽永的散文佳作。
  人生有许多境遇,纵然有马跑平川的快意,更有肠路孤灯的愁结,作者把我们的心悬搁在他思想的转折路口——痛苦、困惑,然后层层道来,象是与读者促膝倾心。此时此刻,让人难以保持常日的矜持,只有侧耳静心听他诉说。
  徐志摩是爱自由的,又是极富灵感和才气的诗人,游学美欧后,他以二十几岁的韶华,在中国文坛驰骋笔墨,古老的国度,因而有缕带有异域气息的和风,其作者自然被引向瞩目的地位。说他此时春风得意是不过分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价值的实现,徐志摩当已醉饮这杯甘露!
  然而,此时喷涌的泉眼为顽石所覆,扬帆的远轮蓦然帆坠雾罩,这对山涧仙子,远航的舵手来说,无疑是不幸和痛苦的。徐志摩正处在这难以排解的当儿。徐志摩绝非苦吟诗人,而是洋溢着才子之气,喜欢新异的思想,感触鲜活的事物,社会和大自然的异彩纷纭,都能激起他美好的畅想——当前,他却不再如此了,他面对的是思维的枯萎,灵感停滞的难捱困境。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多么难言的苦衷!
  ——徐志摩把它捧了出来,好大的勇气!而且,还引着我们一路追根而来……
  先从处境上分析,比起先前,“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不得其解。
  与时局的关系呢,在他看来,其“个人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再往生活深处找去。与其说生活的牵掣可以使心灵产生压抑,作者更认为是生活的顺意反倒弱化人的思维和意志,阻塞或是减少心灵的活动。
  到此,作者袒露心迹,剖析自身的、外界的病因,似乎已正本清源。然而,作为吃过正宗洋面包的徐志摩,非要把这把解剖刀伸进潜意识中,并把笔墨集中到最后一个“病源”的分析上来。在域外数年的游学生涯,培养了他一定的西式思维方式。在这里,似乎对科学的心理分析颇为着重,并把弗罗伊德的力比多(Libido)压抑说也拉了出来,注意所谓的生命意志的冲动(The lmpulse)。最后,在“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的安慰中,缓缓停下追问的执著。
  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散文也作得瑰丽多彩,传神入微。心灵的律动,是难以捕捉的,又是难以传达的。直抒不易表其深奥,形象化又不便于了解其真髓,徐志摩则巧妙地利用对比,使各种难言的体悟和思绪,涓涓流来。“语言是痛苦的”,然而,高明的作者一定程度上医治了语言的创伤。
  作者是从痛苦和困惑中,开始挖掘心灵的谜底。他这样写道:“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心灵前后巨大的反差,同时,也是本文创作的原动因,读者可在两种历时的心灵空间的对比中,想象着主人公灵魂的焦虑,并对他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至于他写作的呆滞,从他初走欧洲的心境与此次南方之行的鲜明对比中,是可了然于目的,为此,我们甚至要为作者感到悲哀了。
  谈到时局的变化,作者拿五卅事件与眼前的“屠杀的事实”(三·一八惨案)作比,前者发生时,作者正浪漫流连于意大利山中,“俗氛是吹不到的”,而后者对他则是有影响的,正如作者所言,面对眼前的事实,“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就连人们对幸福境地的种种理想和幸福到来的真实情况,作者也要拿来比较,让读者信服他的剖析——“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
  可以说,对比被徐志摩用得遍地开花,可谓文中一大景观。
  此外,还需一提的是徐志摩对本文最后一部分的特殊处理。他突然转换了时空,改变了陈述的角度,入微的分析来自“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那里,而把自己悄然隐去。其实,这不难理解。此时,徐志摩正面临一次精神危机,他是带着对英国的开明民主的信仰和“康桥”式的浪漫回到祖国的,然而,在国内他的“康桥理想”和现实生活发生深刻的悖离,因此,他绝望地感觉到原先自觉是一注清泉似的心灵,“骤然的呆顿了,似乎是完全的死。”对于浪漫不羁的徐志摩,早年的留学生活,似乎成为他心灵的家园,灵魂的避难所,只有回到过去的时空,在那种情境中,他才有灵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意识。“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这样诞生了。
                           (张国义)

  在我这“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是一个思想的大转变;因为先前我对这人生只是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因此我与这现世界并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责备我,我也不来批评它。但这来我决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进了一个有关系,负责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扑,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
  人生到底是什么?我得先对我自己给一个相当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形形色色的,纷扰不清的现象——宗教、政治、社会、道德、艺术、男女、经济?我来是来了,可还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慢慢的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里看一个清切再来说话,我不敢保证我的话一定在行,我敢担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实,我前面说过我的学识是极浅陋的,但我却并不因此自馁,有时学问是一种束缚,知识是一层障碍,我只要能信得过我能看的眼,能感受的心,我就有我的话说;至于我说的话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管不着了——“有的人身死了才出世的,”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真的出世那一天?
  是的,我从今起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个消息是活动,第二个消息是搏斗,第三个消息是决定;思想也是的,活动的下文就是搏斗。搏斗就包含一个搏斗的对象,许是人,许是问题,许是现象,许是思想本体。一个武士最大的期望是寻着一个相当的敌手,思想家也是的,他也要一个可以较量他充分的力量的对象,“攻击是我的本性,”一个哲学家说,“要与你的对手相当——这是一个正直的决斗的第一个条件。你心存鄙夷的时候你不能搏斗。你占上风,你认定对手无能的时候你不应当搏斗。我的战略可以约成四个原则:——第一,我专打正占胜利的对象——在必要时我暂缓我的攻击,等他胜利了再开手;第二,我专打没有人打的对象,我这边不会有助手,我单独的站定一边——在这搏斗中我难为的只是我自己;第三,我永远不来对人的攻击——在必要时我只拿一个人格当显微镜用,借它来显出某种普遍的,但却隐遁不易踪迹的恶性;第四,我攻击某事物的动机,不包含私人嫌隙的关系,在我攻击是一个善意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感恩的凭证。”
  这位哲学家的战略,我现在僭引作我自己的战略,我盼望我将来不至于在搏斗的沉酣中忽略了预定的规律,万一疏忽时我恳求你们随时提醒。我现在戴我的手套去!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徐志摩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在英国剑桥大学贵族文化的教育下,形成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所希望的政治,是英国式的,是希腊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所向往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政权,他是连影子都要怕的。1922年,徐志摩回到中国,这已是“五四”运动的低潮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使他那理想主义碰了壁。尽管如此,他那热情和幻想并未因此消褪。本文正是他从心里“呕出来的几口苦水”。(徐志摩《再剖》)是他“烦闷的呼声”,他在写“自己”,解剖自己的思想,倾吐自己的情怀,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也更为鲜明和深入,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更为加强。感情是狂烈的倾泻,而不是慢慢的渗出。他写作本文时,正是他思想陷入极度的矛盾和苦闷,他反复剖析自己该时期思想情绪突然变化的状况和原因。一方面,他看到了客观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认定自己主观精神出了毛病。他想利用这“反省的锋刃”,劈去纠着他心身的累赘,解卸身上的负担,求得自我“解放的希望”(《再剖》),想摆脱精神上的痛苦,不甘心理想主义的泯灭,从失望中找寻希望。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类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本文深入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真切显现坦露自己的性格、思想、信仰,并从失望中振作起来,发出战斗的宣言:决计迎上前去,“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当我们阅读这篇散文时,能感到有一股强烈的情感在奔突,它像一团火在燃烧,也使别人燃烧,这篇文情并茂的散文,不仅阐明了作者的战斗思想,而且宣泄了作家悲郁愤激求索理想的灼热之情。正如文章开写到“这回我不撒谎,不打隐谜,不唱反调,不来烘托,我要说几句至少我自己信得过的话,我要痛快的招认我自己的虚实”读到此处,我们似乎也听到了作者心灵的撞击声,而且被它那潮水般汹涌澎湃的气势和情绪所裹挟,所惑召,感受到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力量。
  鲜明、深入地剖析社会,剖析自我是这篇散文的特色。作者先是介绍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真的理想主义者要经得起挫折,经得起打击,要从失望中找寻新的希望。在这里用“生病”来比喻理想主义者的受挫,作者认为生病的时候不是“高声嚷痛”,而是“摆脱苦痛”。接着分析客观社会现实,分析生命的现状:“在生命里到处碰头失望”,而生命的重担却“一天重似一天”生命的十字架如此的沉重,但思想的十字架却比生命的十字架还要沉重,因为能思想,当作者看到“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更觉愤懑和羞恶。作者要时代的真思想的精神,要向这时代挑战,作者预料到这会引起有些人的笑骂,但唯其他们的苟且偷生,象食蚁兽一样的生活更激起作者的入世热情。作者用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把时代、社会的丑恶和腐朽揭示出来“是纸糊的老虎,摇头的傀偏,蜘蛛网幕等的偶像。”是“一大群食蚁兽”。作者对自己的解剖也毫不留情,“我不来谈学问,我不配。我书本的知识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科学我是不懂,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最简单的物理化学,都说不明白”,“我人事的经验与知识也是同样的有限。”所以作者如实写道“我只是个极平常的人。”作者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不足后,又弘扬起自己自上宝贵的品质来,那就是对理想的追求。“在这打谎的世上寻出一些不磨灭的真”“不能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精神,更不能让厌世的恶质染黑我的血液。”接着又以哲学家尼采的话语作证。作家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宣扬自己的人生观和理想主义,怀着充沛的情感,用诗句抒写到“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这种鲜明、深入的剖析,这种斩钉截铁,宣誓般的诗句,让我们充分了解到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充分理解了作者之所以要迎上前去的原因和目的。为下文作了很好的铺垫。
  生的意志的执着的表现,无需词藻的华丽,只要真实,流畅、朴素的语言就足以体现意志和情感的神韵和内核。在本文的下半篇,作者紧扣“做人”这个中心题旨,表明他对人生的态度,并详细阐明自己在人生中搏斗的战略原则。作家
  用诗句写道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闪闪发光。  

  “我不想成仙,
  蓬莱不是我的份;
  我只要这地面,
  情愿安分的做人。”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本文由云顶娱乐手机官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思想驳杂的徐志